我们已经一贫如洗，现下仅剩的便是那个贷款了二十多年的房子。我和母亲共同说劝了父亲许久，终于得到他的应许，我和母亲便将屋子转卖了。由于是急需，我们只拿到了四十一万的卖房钱。

我和母亲拿着这笔钱回来的时候，我满腔的希翼，以为只要有这四十来万，父亲的病情就可以解决了。

只要父亲康复了，那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和以前一样生活，虽然日子苦些，但只要家人健康常在，一切都不要紧！

但这些，仅仅都只是我以为。

不出三个星期，卖房的钱基本花光了，眼角膜成功匹配了，但是需要安装假肢，需要再筹个十三万。

因为假肢这个事情，我父母的心情宛如掉进了悬崖。

看着他们那将近绝望的模样，我心底涌起了一个坚定的念头。

我不能失去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伸出了手，紧紧地拥住临近崩溃的母亲，用我那干涩沙哑的声音安慰她：“妈，一切都会没事的，别怕，别怕。”

宛如小时候母亲抱着我，安慰我一次又一次那样。

傍晚七点二十三分，我离开了医院。

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手中揣着的是一张纸条，纸上上面写着的是我现在所在的地址。

这纸条是上次和李哲离别前，他给我一个胶囊里面放着的。前段时间把房子卖掉的时候我特地把这胶囊给收起来，隐约觉得会有用处，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会派上用场了。

我站在门口，伸手按了一下门铃，又抬头看一下别墅那漆黑的房子，周围一片寂静，静得有些可怕。

我等了几分钟也没有人开门，我不由得又按了几下门铃，但同样的是等了几分钟也没有人回应。

难道说没人在家？也是啊，我这么突然地出现，有人在才怪吧？我踟躇了一会，正准备转身离开，门铃的对讲机响起了一道深沉的声音，“谁？”

这道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了。

哪怕过了一个多月，我仍然记得无比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