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原本不屑与这些邪门歪道交流，但在杨峥的坚持下，杜宽、张斅带着一批儒士加入其中，与西面的学者展开思想碰撞。

杨峥觉得任何一种文明只要固步自封，就是走向衰落的开始。

即便这时代，华夏文明站在顶峰，也需要睁眼看看别人。

热情最高的是天竺僧人，能从天竺不远万里而来，岂是凡夫俗子？

几乎都是天竺的学者。

到姑臧一年左右就能熟练掌握汉言，能说会写，大批量翻译佛经。

最出名的是竺佛图澄，天竺人，九岁在乌苌国出家，两度到罽宾学法，学成之后游历西域诸国，名震一时，有弟子近千人，在西原备受推崇，号为“神僧”，后从河西走廊入姑臧，与张斅、杜宽、西域学者辩法，名噪一时。

杨峥心中一动，若是佛学昌盛，倒也是一把控制草原和西域的利器。

当然，过犹不及，这玩意儿若是发展的太肆无忌惮，也不是什么好事。

就看怎么管理。

正好竺佛图澄向官府提出营建一座新佛寺。

杨峥将其纳入官府管辖之中，所有僧人都必须通过宣义司的考试，拿到度牒，才是真正的僧人，否则就是非法的野僧。

河西、西域的佛寺，也要按人头纳税，有佛田也必须交田赋，杨峥只免去了他们的徭役。

姑臧学术氛围浓厚，更大的原因是因为纸张。

这绝对是华夏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

纸张需求增大，让豪强们看到了一条财路，纷纷兴建造纸作坊。

不过杨峥为了防止黄土高原和黄河上游的环境恶化，禁止河西、关陇、河套兴建造纸作坊。

只在蜀中、南中大规模扶植。

也算是对蜀中豪强的一次补偿。

蜀中造纸，距离河西遥远，也避免了技术外泄。

在杨峥理解之中，一个国家强盛了，文化肯定繁荣。

造纸的作坊多了，技术就在慢慢进步，纸张的价格也就慢慢下来了，加上官府控制的印刷坊。

市面出现了大量书籍。

儒家经典、诗词歌赋，还有宣义司刊印的《司马氏》、《大秦崛起》、《新三国》等等。

名字虽然怪异，印刷裁剪十分粗糙，纸张的质量也很差，但胜在便宜。

一本二十钱左右，中产之家能负担的起。

杨峥还设立书馆，增加各种绘本、小人书，可以租借，三天只收一钱。

若是在书馆读书，则直接免费。

当然，百姓忙于生计，识字的不多，但孩童受到两三年公塾的免费教育，能识不少字。

钻书馆最多就是他们。

另外两个受益对象就是寒门士人和庶族学子了，很多书都被豪强们垄断，寻常人根本看不到，而书馆几乎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