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地方衙门里最标准的内置机构就是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和承发房，其它就没有一定之规了。有的地方根据重点事务还设有粮、马等房，江都县既不是产粮大县也不是马政重地，所以没有那两处。

每房的吏员头目是司吏，普通吏员是典吏，一般不超过三个。另外还有大量书手、帮办，也就是所谓的编外杂吏，不在吏部名籍上的。

李县尊身边这位协助点名的吏房司吏晁林，称得上是县衙吏员阶层里最拔尖的了，按说不该是个莽撞人物，没有阻止新上任大老爷烧火立威的道理。

只要在衙门里行走的，谁不晓得凡是迎到新官上任后，都要顺着他烧三把火，期间没有特殊原因万万不可忤逆。晁司吏年过四旬，在衙门至少干了一二十年，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但晁林看似冒冒失失的，却叫李县尊悟出很多事情。他可以断定，能使得一位积年老吏不惜犯忌，想必这位点名不至的孟姓典史是位“能人”了。

李大人知道，很多衙门里都有一些所谓“能人”，而“能人”的“能耐”可能是各方各面的。

譬如有的能人在某种事项上别有特长，官员为了政绩需要依靠他去做，有的能人背景特殊，官员也得有所顾忌。从某种意义上说，李佑当年在县里也算是半个能人，可以将周县丞和马巡按整治到苦不堪言。

既然意识到孟典史是“能人”，熟知衙门内幕的李县尊也要谨慎几分。朝中后台再硬，但在这里也许顶不了用的，因为朝廷和底层的玩法不同。

在朝中大家都是命官，里面没有平民百姓，全都是浮在上层的，争斗起来更直接，就是比拼后台和势力。李佑敢以六七品的官身与阁老相抗，一小半原因是他自己善战，另一大半原因靠的就是后台硬扎，没有后台撑腰，十个李佑也玩完了。

但在底层，那是接了地气，都站在地上的，稍有不慎就踩入软泥中。后台肯定有用，但好似拥有核武器，更多是威慑，不见得是万能的。前文有个例子，当年马御史这个阁老女婿巡按江南威风煊赫，陈知县都有些闻风丧胆了，但土棍李佑轻描淡写的便能将马巡按修理到狼狈不堪，不得不逃出虚江县。

李大人闪过几个念头，似笑非笑对晁司吏道：“你敢相谏，与孟典史真乃同僚高义也，本官佩服的很！”

晁林听在耳中，心里嘀咕道，这新县尊年纪轻轻，说起话来却阴阳怪气、使人极端不舒服。但他不得不辩解，“留住孟典史，是为大老爷着想，并非其它原因。”

又怕李县尊不相信，他继续道：“孟典史乃是徽州人，与大多盐商同乡，交游广泛，本县盐课都要靠他。”

这年头，盐业是从头到尾的计划经济，产量是事先确定的，销量也是事先确定的。每个县根据人口数量都会分配到一定销售任务，叫做额定行引，而盐课就是每个县官盐销售后收的税。销量有事先定额，盐课自然也是有规定数额的。

作为国库现银收入的重要来源，盐课在知县考核中占据了很大比重，保障官盐销售自然也是知县的重要职责。道理很简单，官盐卖不出去，自然就没有盐课收，而盐课收不够数额，地方官就要受到处分。

对其他地方来说，盐课问题不大，毕竟食盐是生活必需品，就算有私盐冲击，但只要使上力气，保证官盐完成一定销量还是可以做的到。就算销量完不成但能加征点盐课也行，只要不与规定数目差的太离谱，一般考核起来还有通融余地。

但是扬州府这几个县，不是产盐地就是临近产盐地，在盐课问题上那是天下最苦的地方。

就拿江都县来说，朝廷规定每年要行官盐一万引，也就是必须要卖出一万引官盐，收一万一千两盐课上缴。

可是江都县邻近的泰州、通州都有产盐大县，而且江都县也是淮南盐外销的枢纽。问题就出来了，既临近产盐地，每年又有几亿斤盐过境，买卖私盐更加便利，那么分配给江都县的一万引官盐能卖得动么？

比如随便谁跑到邻境，偷偷背上一箩筐私盐回来，就足够全家吃一年，之外还有富余可以卖的。这样谁还肯买价格较高的官盐？

而且更别说过境大量运盐船和漕船，有很多夹带私盐沿途发卖，水运枢纽江都县就是重灾区之一。

在各种私盐冲击之下，不止江都县，扬州府各县一年官盐销售能完成十分之一就不错了，出现了天下第一产盐大府里官盐完全滞销并收不上盐课的怪现状。

那些纲册上的盐商，每年都要向盐运司递交一次申请，叫做认窝。江都县这种地方，没有哪个盐商愿意申请运官盐来卖，连成本带税课，一万引盐能赔出两万两银子去。

谈完盐课现状，晁司吏叹口气道：“孟典史与数百徽州盐商都算同乡，往来关系密切。盐商们卖他面子，每年肯赔本打发县衙一些盐课银子，只当捐献给官府了，这才使得我江都盐课不至太难看。不仅盐课，县中许多修建事项都要靠盐商捐助，所以小的斗胆谏言县衙离不得孟典史。何况马上又到了盐商认窝请引的季节，劝大老爷还是小心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