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没有什么工业，大凡名门望族大都从事经商，并置有田产，我的叔叔们亦不例外。父亲经营百货批发，三叔织布，四叔、五叔经营布匹和钱庄，唯有最小的六叔四八年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任职于申新九厂。

父亲曾任商界同业公会理事长，家中房子宽敞，经常是高朋满座。这些朋友大都是商界知名人士，可谓酒肉朋友，饭后聊天，做打油诗，用以发泄心中对社会的不满；49年泰州解放之后他们的聚会不减当年，一次饮酒中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首四句打油诗就这样出了炉，哪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三反、五反中父亲虽然被评为守法户，但依然被当局以“聚众对政府不满”处以“劳改”以示教育，从此老房子慢慢地清静下来。五四年父亲从农场归来，过着清闲的寓公生活，以种些瓜果、蔬菜，养鸡打发日子。不时仍有老朋友登门拜访，他们依旧是我行我素，饮酒、吟诗取乐，老房子又添了生气。到了七九年之后，大概是统战的需要，父亲被戴上市政协委员的帽子，他老人家又开始活跃起来。

解放前大哥最早离开老房子去上海学生意，五四年之后我们弟兄们先后离开老房子去外地上学，房间渐渐地空了下来，就租给外人居住，未曾几年，租出的房子被当局改造，前面的一栋许多房间又被居委会强行占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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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比比皆是。由于家境渐衰，老房子无法得到应有的维修，几次回故乡探望，所见老房子已失去原有的光辉。

七九年十月，身居台北的大哥来信提到：“记得打笆巷故宅有两个大天井，一个小天井，另外还有花园，这样大的面积似乎应该种点蔬菜或养鸡生产。”远在海峡那边的大哥对老房子依然怀有深厚的感情。如今家乡的老房子已成为历史，特写一点文字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