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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留下许多“两个半”的典故，一人觉得自己在一领域高度够了，评点同代英才，爱说只有两个半人，两个半人懂军事、两个半人懂明史、两个半人懂庄子……

说这话的人很自豪，半个人很倒霉，被说成半懂不懂，不如不提。

民国之前，不好意思把人说成半个，会把自己评为古来第三人。司马迁评自己是孔子、吕不韦之后的写史第三人，传的是治天下之法。东汉人替董仲舒骄傲，元朝人替司马光骄傲，他俩都曾是第三人。

古来第三，便是当世第一，如此算术。

禅宗在六祖惠能之后，不立祖位，禅宗截止于六祖。六祖之后，各立山头，不再有当世第一人。胡适考证，其实惠能立了神会当七祖，但神会放弃了，胡适写得像是亲身经历，动了感情。

尊重弃权的王者，是古来的大众情感。《吕氏春秋》、《史记》写民族开端，是从一伙弃权者写起，延续到晚清，是一批“告老还乡”的人。民国初始，清室弃权、孙中山弃权，均获高誉。传统还在，古来的情感决定了眼前世事。

当年海外报纸社评，欧美国家变国体至少二十年战争，中国只要两年，因为中国有美德。海外华人都很骄傲，没料到转眼成了军阀混战。

从此国人以缺乏合作技巧著称，一谈就崩，崩了就是一场战事。

与政事成反比的是商业，民国商人们大规模合作，利润分配和权力划分都老练，完成度极高，与政客们“破罐破摔”的火爆劲相比，很难相信是同一国人。

华夏文明首先是大战频率低，一朝建立，轻易便两百年太平，黄宗羲还嫌太短，两百年的不算成功范例。此地的人怎么可能不善于合作？文明首先是合作，习惯了分权让利才好合作。

民国政客则一开会就闹场，唱衰一切。不破不立——谈崩了，就可以改变权力格局，有了争最高位的可能，将王、帝、总统当土匪头子来想象，想象最高位可获得最高利，不知最高位是最高仲裁权，为赢得公信力，要分权让利的。民国之初，政客多是政治外行，他们壮志凌云，便国破家亡。

民主法制是欧洲贵族与资本家妥协的结果，法制保障贵族资产不被彻底剥夺，民主保证资本家在议会里强过贵族，贵族威望高，英法大革命，农民都支持国王贵族，武装反抗资本家。

民主与法制起源于阶层制衡，前提是有实在的阶层，拉美国家多军人独裁，各阶层都是一人一府的打工族，等于没有阶层，便不可能有这两样。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士农工商”，还有个套层结构——“出世入世”，士农工商的社会外，有个归隐的世界，“见了皇帝不磕头”是东晋便开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