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冬天的傍晚，外头下着雨，隔着窗户都能感到凌冽的寒意。她站在办公室，面前班主任铁青着一张脸，让她找家长来和她谈。像之前无数次那样，她把短信发给姐姐手机上，拜托她下了课过来一趟。

从立海大到镰仓三中要乘一趟公交、走一段路，预计耗时四十分钟。她不着急，拖了把凳子坐在窗边慢慢地等，偶尔还和班主任开玩笑，叫她别气了，“生气要长皱纹的，不就作业没交嘛，我一份作业不值您一条皱纹啦。”

过了一小时，姐姐还没到。她打电话过去，那边嘟嘟嘟一阵，就是不接。班主任铁了心陪她等，从五点等到六点，等到外头的路灯噼啪一声亮起，刺耳的铃声将她从昏昏欲睡中惊醒。

“喂——”她接起姐姐的电话，“好慢呀，到了吗？”

那头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低沉，克制，说手机的主人出了车祸，目前已经送到藤泽市立医院。“我们拨打了她手机的紧急联系人，请问您是家属吗？”

“是的，”她腾一下站起来，坐了太久，双腿又痛又麻，仿佛不是自己的，“我是她妹妹。”

吃了一个“如果”，再剥几个“如果”：譬如说，那天姐姐抢救过来了，可能落下一点后遗症，但命是攥在自己手上了；譬如说，那天她们见到了姐姐最后一面；譬如说，处理遗物时，她们没有发现姐姐的精神科就诊记录和双相障碍认定结果……

没有证据表明姐姐是自杀，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是纯粹的意外；如果这是意外，没有证据表明此事与她有关，也没有证据表明她可以撇清关系。毕竟，那条短信是她发的，毕竟，她在国中时已经给姐姐带来了不少麻烦。早川来不及对父母组织语言，一切便接踵而至：死亡通知、报纸讣告、遗体火化……在繁忙的葬礼中，她似乎被所有人遗忘了。大家忙着做决定，忙着建议别人，忘了姐姐，也忘了她。

新学年，老师统计升学意向，她在表格空白处很郑重地填下：立海大附属高等部。同桌凑过来，惊讶于她怎么突然报了外校，早川把表格一折二、二折四，准备带回去给家长签字：“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呗。”

日子不用数，兀自往前去了。她落下了太多东西要补：数学、英语、历史、物理……作为知名私立学校，立海大对外校生的要求很高，她又没有任何体育特长可以加分，只能硬着头皮读，把姐姐的课本拿过来，对着笔记一点一点看。

她记得父母在楼下吵架，她在楼上写题，三更半夜下楼去，站在客厅一端，抬头望见电视柜上的全家福，四个人的，没舍得换。在她和那张照片所代表的遥远过去之间，隔着马鞍棕和暗金菊色的地砖，隔着早些年买的欧式沙发，拖鞋，半满的垃圾桶，散落的报纸……短短的距离，然而满地似乎都是玻璃屑，她不能够奔过去。姐姐已经不在了，早川不能够近她的身。

然而姐姐又无处不在：院子里亲手栽下的花，玄关处的身高记录，客厅里没摘下的全家福，厨房里她买回来的调料盒，早川柜子里的书，《被仰望的与被遗忘的》、《邻人之妻》、《饱食穷民》、《妻子们的思秋期》……她高二时已经做到宣传部部长，一度想在校园周刊上开辟新栏目，于是买了许多非虚构的书回来看。

就算她们搬了家，在父亲沉默的餐桌训话中，姐姐也从不缺席。生活碎成了玻璃屑，每一道光都折射出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