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其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zhèng fǔ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其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其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地方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地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政令不出某某地的传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范仲淹这项改革可是千古而下都有深意的。你懂的。

其九，重命令，其十，减徭役，无需赘叙。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jīng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rì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zhōng yāng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jiān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rì。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

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yīn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xìng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jīng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

吕布当年看了范仲淹这些改革，发现没有一条是错误的，若能按照这样去搞，至少能让北宋延长一百年的寿命，可惜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太强大了，连宋仁宗都抵抗不住。

吕布想到某个朝代连搞个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都搞了好多年搞不成，某些人挂在嘴边的体制改革都流于空谈，足见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很显然，在东汉末年，亦复如是。

还好吕布现在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就可以如某些铁腕政治人物一样杀伐果断，锐意推行自己的政治改革。

不过眼下袁绍、袁术、陶谦、刘璋、刘备、曹cāo尚未剪除，大敌当前，并不适合推出太激进的改革。

吕布让华歆、王朗、田丰谨慎行事，只把那些中小世家的冗官庸吏子弟清除出去，那些会引起巨大反弹影响稳定的暂时搁置不处理，等外敌剪除干净了再动手不迟。

再说杀鸡给猴看，除了那些中小世家子弟，也会让那些大世家的子弟们老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