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或许疑心我在故视罪恶为美德,竭力替人类的弱点辩护。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一方面有了一个完全合理的灵心,而独得了合理完美的行为,另一方面,却会失去了人生的欢乐和色彩。跟一个具着美德但是平凡的模样的丈夫或妻子同过一生,是再无聊也没有的事,我相信这种种极其合理的人类所造成的社会,确是适于生存的,但我疑惑在这种情境之下的生存是否值得。我们固然要想尽种种方法去造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可是我们却不要太过于有秩序的社会。我想世界上,也许蚂蚁这种动物,是最合理的动物。
它们无疑地已经创立了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制度之下生活了近一百万年。如单以合理的行为方面而论,我想蚂蚁应当占第一位,人类占第二位。(但我还是怀疑我们是否有这个资格)蚂蚁是一种耐劳的,健全的,好储蓄的,肯节俭的动物。它们的生活都受着社会的统制和自我的训练,但是我们却不然。它们为了国家或社会,肯一天工作14小时;它们只知道义务而很少想到权利;它们有恒心,有秩序,有礼貌,有毅力,尤其有着严明的纪律。人类在纪律方面是拙劣的标本,拙劣到连做博物院里的样本也够不上。
你可以跑到名人纪念堂去看看那些陈列在甬道上的伟大人物的雕像,你便能觉得他们的一生中合理行为是最缺少的东西。那个爱上克丽奥巴德(cleowww.loushuwu.ccilton)——因为不能和他十七岁的妻子共同生活,写了一篇离婚的论文,后因受人攻击,便在自由请愿书(areopagitica)一文里替言论自由辩护——歌德(goethe)和他的夫人在礼拜堂举行结婚礼时,他们那十九岁的儿子就站在旁边看。史威夫脱(jonahanswift)和史黛拉(siel-la)易卜生(ibsen)和巴达法(emiliebardach)(他保持着合理的行为——这对他是有益的。)统治这世界的是热情,不是理智,这已是很明显了。所以这些伟大人物,都成为可爱者,使他们有人性者,实是他们缺乏“理性”而不是“合理性”中国人为他们祖先所写的讣闻和传记,大都是无趣味的,不正确的,所以不堪一读,因为他们已把他们祖先写成变态的,完全伪善人。——他们对于我所著的吾士吾民最大的批评是:我把中国人描写得太有人性了,因为我把他们的长处和缺点都描写出来。他们(至少那些小官僚们)相信如果我如把中国写成一个乐园,只有儒家圣贤居住,永远过着和平和理智的幸福生活,我就能够替祖国做更有力的宣传!官僚们的愚蠢真是没有办法。——传记之有魔力,和传记之值得一读,全在其表现伟大人物所具和我们相同的人性方面的特性,传记里每一个不合理的行为,都能显示其更真实性。德拉齐(lwww.loushuwu.ccoors)将杀死基督徒,基督徒将弄杀摩尔人,黑种人将攻击白种人,白种人将杀死黑种人,野兽将由沟渠里跑出来吃人类的尸身,鹰鸟将盘旋于一个丰盛的人肉宴席上——这一切不过是要提醒我们使我们知道动物间的关系罢了。大自然是善于做这种实验的。
精神分析学家在医治有精神病的病人时,常常使他们回忆过去的事情,使他们用客观的眼光去观察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人类如果对于他们过去多多回忆一下,这对于他们自己的驾御力也许会有更大的进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有一个动物的遗传性以及跟禽兽相差无几,我们或许就会晓得怎样去抑止那些禽兽般的行为。我们有了这个动物遗传性(使我们更容易在动物寓言和讥讽文章里,如伊索寓言(aesop’sfables)乔塞的禽鸟国会(par1iamentoffowles)史威夫脱的格里弗游记(swift’sgul-livra’sfravels”)和佛郎士的企鹅鸟(anatloefrances“penguinlsland”)等里边看见我们的原形。这些动物寓言,在伊索时代,固很合时宜,就是救主降生后4000年,仍旧是很适合的,我们有补救的方法吗?那善于批评的灵心,是太浅陋,太冷酷,要用这个灵心来思考,是不能得益处的智理的也没多大用处;只有那种合理的,有理性的精神,那种温暖的,朝气的,情感的,直觉的思想,跟着同情混合起来,才不至使我们重复退化到我们祖先的典型。
只有去把我们的生命发展起来,和我们的本能调和着,我们才会得救。我们为培植我们的感觉,和情感,比之教育我们的思想,是更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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