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

这种品性，我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我们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博朗（browntom）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

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的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那儿个人的权利一些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之所易于理会。

据我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我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深思熟虑所磨练出来的。泰纳（taine）说过：罪过和美德为如糖与硫酸之产物。使非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部。

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之英国人之视洋伞，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对于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之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换句话说，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而中国青年之热心欲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一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25岁至30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我们说：“学乖了。”）中国有句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冷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和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慧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惹了祸，吃了一次亏，学了一回乖。一般老年人都写写意意，玩着不管闲事的模棱两可把戏，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值得。

无可无不可所具的“适生价值”是以存在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干预公务或称为“管闲事”者太热心，即易惹祸之事实。当邵飘萍和林白水——我们的二位最有胆识之新闻记者——1926年被北洋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美外交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不论对于一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哄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我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换句话说，无可无不可本非高价值之德性而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以异于忘八蛋之发展其甲壳。中国出了名的无情愫之凝视，仅不过是一种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我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盖中国之盗贼及土匪，他们不需依赖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种冷淡消极之品性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中国文中侠义二字几不可区别地与盗匪并行，水浒一书，可为代表。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说，在中国极为风行，盖一般人民乐于阅读此等英雄豪杰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气焉。elinorglwww.loushuwu.ccielzola）之流的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生。在左拉，这是智识的嗜好，而在中国是民族的自觉。

实体论者之于中国，非学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从未以脑动作研究专家著称，但是他因为中国人，知道一切政治问题无非是饭碗问题；因为是个中国人，他给中国政治下了一个精深的解释。

此冷淡而又实利的态度，基于极为巧妙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体会其中三昧，不满三十岁的年青人还不够了解它，所以欧美的年青的民族也还不够了解它。故“道德经”著者老子之所以名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说，任何人一过了四十岁，便成坏骗子，无论怎样，我们年纪越大，越不要脸，那是无可否认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会为了金钱目的而嫁人，四十岁的女人，不大会不为金钱目的而嫁人——她们或许称之为稳当。希腊神话中讲过这么一件故事，不能谓为想入非非：故事讲年轻的伊加拉斯因为飞得太高，直让蜡质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扑落跌入海洋了。至于那老头儿谭达拉斯则低低的飞着，安安稳稳飞到了家中了。

当一个人年纪长大了，他发展了低飞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静的慎重的常识，加之以大洋钿之渴念。实利主义因为老头儿之特性，而理想主义则为青年人之特性。过了四十岁，他还不能成为坏坯子，那倘不是心脏萎弱者，便该是天生才子。才子阶级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尔斯泰，史蒂文生、巴莱。这些人具有天生的孩子脾气，孩子脾气再加以人生经验，使他们维持永久的年青，我们称之为“不朽”这一切的一切，彻底说一说，还是纯粹的道家哲学，无论在理论是或实际方面；因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学者，没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经那样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即为一种俏皮圆滑的冷淡，是一种深奥而腐败的怀疑主义，它是在讥讽人类冲突争夺的枉费心机、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败的嘲笑，加以少许对于理想主义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来，与其谓由于缺乏毅力，毋宁说由于缺乏信心。它是一种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亦为所以补救孔教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孔子之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学家的眼光则是消极的，由于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元素的锻冶，产生一种永生不火的所谓中国民族德性。

因是当顺利发展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孔子主义者在我们之间努力建设而勤劳；道教主义者则袖手旁观而微笑。职是之故，当中国文人在位则讲究德行；闲居则遣情吟咏，所作固多为道家思想之诗赋。这告诉你为什么许多中国文人多写诗，又为什么大半文人专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诗。

因为道家思想有如咖啡，含有神秘的麻痹作用，所以能令人感觉异样的舒快。它治疗了中国人的头痛和心痛毛玻它的浪漫思想、诗意、崇拜天然，在乱世之秋，宽解了不少中国人和性灵，恰如孔子学说之著功盛平之世。这样，当肉体受痛苦的时候，道教替中国人的灵魂准备了一条安全的退路和一服止痛剂。单单道家思想的诗，已能使孔教典型的严肃的人生稍为可忍受一些了；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济了中国文学之陷于歌颂圣德，道学说教之无意义的堆砌。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稍有价值为可读的，能舒快地愉悦人类的心灵的，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

中国人民出于天性的接近老庄思想甚于因教育而接近孔子思想。我们忝属人民一份子，人民之伟大，具有天赋人权，故我们基于本质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师与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纠纷固在法庭以外解决。人民之伟大，又足以制定精细之典礼，但也足以看待它作为人生一大玩笑，中国丧葬中的盛宴和余兴就近乎此类。人民之伟大，又足以斥责恶行，但亦足以见怪不怪。人民又伟大足以发动不断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协而恢愎旧有之政体。人民又足以细订弹劾官吏的完备制度、交通规则、公民服役条例、图书馆阅览章程，但又足以破坏一切章程制度条例，可以视若无睹，可以欺瞒顽忽，并可以摆出超越的架子。我们并非在大学校中教授青年以政治科学，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却以日常的实例以见县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怎样干法。不切实的理想于我们无所用之，因为我们不耐烦空想的神学。我们不教导青年使成为上帝子孙。但使他们以言行模拟圣贤而为正常现世的人物。这是我为什么确信中国人本质上是“人文主义者”而基督教必定失败于中国，非然者，它必先大大的变更其内容。基督教教训中所能被中国人所诚心接受之一部分，将为基督训诫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鸽”“机敏如蛇”此两种德行，如鸽之仁慈与如蛇之智慧，是俏皮的二大属性。

简言之，我们固承认人类努力之必需，但亦需容认它的虚在。这一个普通心理上的状态，势必有一种倾向，发展被动的自卫的智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在这一个基本原则下，一切中国人之争论都草草了事，一切计划纲领须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要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饭吃。我们有句俗语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它的意义等于“勿生事”“莫惹睡狗”

人的生活像是蠕动于奋斗力极弱，抵抗力极微的生活线上，并由此而生出一种静态的心理，这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与宇宙相调和。它也能够发展一种抵抗的机谋，它的性质或许比较侵略更为可怕。譬如一个人走进饭店，饥肠辘辘，可是饭菜久待不至，不免饿火中烧，此时势必屡屡向堂倌催促，倘使堂倌粗鲁无礼，可以诉之于账房间谋出气；但倘令堂倌回答得十分客气，连喊“来了来了”以应。而身体并不动弹一步，则一无办法，只有默祷上帝，或骂他一二声，还须出以较为文雅之口吻。像这样的情形，总之，就是中国人的消极力量，这种力量谁领教得最多，谁就最佩服它，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