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的工具人總是很難找的, 所以皇帝都難免有了些躊躇，想著要不要在將來調整調整職分，設法延長閆東樓的使用期限。但所幸天書及時響起, 打消了這實在沒有必要的憐憫：

【當然, 我們列舉這諸多數字，並不是要誇耀閆東樓在東瀛的豐功偉績；事實上來講, 在東瀛的這九年也不過只是閆氏輝煌職業生涯的起點而已。在跟隨儒望學習了第五年後，中西呂宋之戰爆發, 閆東樓兼任西班牙賠款事務；第六年，中荷海戰爆發，閆東樓又兼任荷蘭賠款事務；到第九年他辭去東瀛的職分時，已經負責了西班牙荷蘭葡萄牙英吉利法蘭西五國的賠款事務，成為實際上的外務大臣。

——甚而言之，閆東樓之所以辭去東瀛的職務，也並非是因為工作上的問題；而是中樞考慮全局，認為實際上的外務大臣居然還領著對倭事務的俸祿，未免太過於抬高東瀛的檔次，而損傷了國際關係的格局；而以外務大臣的身份統領各國賠款事務，才能發揮閆氏的專長。

所以，我們才能看到甲寅變法開展後財政收入驚人的增長——雖然大安朝廷的官方史書堅稱，它暴漲的收入純粹是因為對外貿易的大獲成功；但任何一個稍有常識的歷史學家都明白，即使沿海的紡織廠煉鐵爐將機器干出煙來，也是干不出來一年上千萬兩白銀的；關於這匪夷所思的增長，還是英吉利銀行提供的文件更為可信，它直截了當的指出：僅僅在閆東樓上任外務大臣之後的五年時間裡，朝廷從各個賠款條約中搜刮到的淨收入，就高達四千五百萬兩以上，占據了當時朝廷收入的一半。

所以，也就無怪乎當時的內閣被稱為「賠款內閣」了。農稅地稅商稅都各有開支，只有賠款的收入是意外之財，完全受皇帝與內閣的支配。錢在哪裡，權力也就在哪裡，隨著中樞變法派直接掌握的財政份額迅速擴張，皇帝及內閣的權力也在迅速擴張，最終臻至大安一朝難以想像的巔峰。

當然，這裡的「權力」並不是指詭詐權謀中所謂謀劃人心的權術。如果論君主專制中如何生殺予奪放縱慾望，那大安的歷代皇帝都是相當精通的；但封建時代的弔詭就在這裡——皇權如果想殺人整人，那基本是隨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但如果皇權真正想辦事，卻立刻就是舉步維艱，往往一件也辦不成。

關於這一點，大安歷朝皇帝（尤其是擺宗），應該是深有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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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大安歷朝皇帝之一，飛玄真君面無表情的哼了一聲。曾經雄心萬丈，如今癱在床上，真君與朝野百官糾纏如此之久，是很明白這個道理的。在真君還很有人樣的時候，他也不是沒有嘗試過積極有為的舉止。但一切的努力與心血終究都在朝廷這架油膩老舊滑不溜丟的國家機器中消磨為了烏有；於是雄心磨損殆盡，成了現在這幅模樣。而今聽來，不能不有所觸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