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監控，看誰抱著一束玫瑰離開這裡。」韋弗萊道，「莉莉，你去。」

那個女警官點點頭，轉過身來看到我，溫和地笑了笑，我側身向旁退去，就聽她在走道里低聲道：「華爾，克雷爾·卡勒是不受信任的。沒人知道他在想什麼，也不顧及別人......」

克雷爾重重地敲了幾下牆壁。

「順便勞駕，弗瑞曼。幫我看看她在死前最後的午餐會見了誰。」他走到屍體旁，從屍體口袋裡掏出一片揉成團的紙，「她去了英格蘭餐館，點了兩份芝士黃油麵包和一份什錦蛋糕。」

我帶著韋弗萊和克雷爾走到診所大堂，給他們一人接了一杯水。克雷爾看了看四周，坐了下來：「那真是完美的自殺現場。」

「你說什麼？」韋弗萊幾口將水喝乾淨了，起身又去裝水。

「阿妮婭的父親或母親是日本人，從她的臉型可以看出來。她在進屋前有脫鞋的習慣，是嗎——顏闌醫生？」

「沒錯。」我道，「我不是醫生。」

「每個等候室定期清掃，從不積灰，所以不容易留下明顯痕跡。」他低著頭，雙手交握著，拇指靠在一起不住打轉，「東區剛剛下了大雨，那位小姐沒有帶傘。顯然，她吃完午飯後脫下高跟鞋跑了一整子，以至於衣服和腳底沾上水漬。」

「說慢點......」韋弗萊咳嗽一聲。

「不能，抱歉。」他繼續道，「看哪，這位可憐的小姐在房間裡踱步，最終帶著某種暗示站在一把椅子上把整面牆刷成了紅色，然後——bang，一槍結束了自己的苦難。」

非常符合邏輯。

「這當然是大錯特錯。」克雷爾直起身，「屍體搬走了嗎？我想我得回那個房間。」

韋弗萊去取監控錄像，我陪著克雷爾去一號等候室。他站在門口，低頭看了看那雙高跟鞋，道：「下面我說，別出聲。」

阿妮婭·安德魯，29歲左右，從事政府文秘工作。今天是周六，她在中午十二時許到了布希菲爾德街，和一個男人共進午餐。她收到了一束紅玫瑰，是個人都知道那代表什麼。

她在午飯後來到了這家心理診所，但沒有預約，似乎要找誰。但在之後，她在前往偏僻等候室的路上被劫持。

「兇手帶著無指紋手套，腳上也穿著鞋套。兇手脫下她的鞋，擺著門口。」克雷爾跨進門，「那人顯然用什麼捆綁了她的手腕，只留下極細微的紅痕，一般人看不出來。」

「阿妮婭絕對不可能是自殺。如果是開槍自殺，她的手會無力地垂放在體側，而不是交疊在膝蓋上。」我加上一句。

「這很明顯嗎？」

「啊，是的。」

「那我們繼續。」克雷爾走到房間中央，那些腳印已經被噴灑了反光塗料，還算明顯，「兇手打暈過受害者，因為她頭部有淤青。她被平放在一旁，兇手用大約五分鐘的時間粗略地把牆刷成紅色——是個熟練工，緊接著，兇手正式殺害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