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肖尧和他母亲争执，肖五一声不吭。他在心里也想好了，只要朱久勇被送去坐牢，他绝不会接受采购工作，那样的话，谁都会认为是他一手把朱久勇送进牢房的。

“你管什么管？小玲这么多天不回来，我好好的一个儿媳妇被他搅黄了，我天天去找你顾叔叔，他没给我一次好脸色。我还不是为了你，才热脸去碰冷屁股，我受这些气，你管过吗？”

说起这些天受到顾师傅的冷落与委屈，肖母的眼圈红了。

“外人气我也就算了，你是我儿子，也跟我唱对台戏，你难道不知道吗？他贪的钱，有我家一半。”

说这话，肖母已经有点哽咽了。她不是小气的人，在她的亲朋好友里，有不少人都时常受到她的接济，出手也很大方。但只要是她看不惯的人，一个仔她也不会施舍。

“妈，不就是一些钱吗？大不了让他把钱退回来。他还没结婚，何必把他往绝路赶呢？妈，你向来心善，是个菩萨心肠，你不是经常教育我得饶人处且饶人吗？你想想，如果这事是我干的，你也会送我去坐牢吗？”

看到母亲心酸，肖尧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可他还是耐心的劝慰母亲，不让她把朱久勇的事公布与众。

“你要敢这么做事，我就打断你的腿，永远不认你是我儿子。”

“你认不认我都是你儿子，这是老天决定的。你就算狠心把我腿打断，我也是你瘸腿儿子。到那时，我天天跛着脚跟在你后面跑，让人家都知道你儿子是个瘸子。”

为了化解母亲心里不快，肖尧耍起了胡搅蛮缠。多年来，肖尧这一招在母亲面前是屡试不爽。

果不其然，闻言后，肖母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虽还满脸嗔怨，但她心里的怨气，消了一半还不止。见此情景，肖五连忙说道：

“大嫂，肖尧说的也不无道理。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要是把事情做得太绝，对谁都没有好处，就包括何会计也会受到牵连。我在路上给他算了算，这几张票加起来，有好几千呢，搞不好枪毙他都有可能。”

建国初期，毛主席对“经济犯”非常严格，对贪污更是恨之入骨，即使曾立下赫赫战功，毛主席也不会轻饶。即使只有上千元，换来的可能就是死刑。

虽说现在毛主席已经去世好几年，到了八十年代，但贪污千元就会被枪毙的传闻，还是深入人心，也深得人心。

“有这么多？他胆子也太大了。依我气，枪毙他都不过分。”

肖母嘴上如此说，心里也已经动摇了。坐牢已经非她所愿，若是朱久勇落个枪毙，也是她心里不能承受的。她和他无冤无仇，只因他对儿子的亲事从中作梗，不过是想出口气而已。

在她的心里，人情大于法律，而法律就是在维护护人情。只要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民不告官不究，也是各个社会的惯例。

肖母想了一会后，慎重的问道：

“小五爷，你说的都有根据吗？咱可不能靠猜测，要是冤枉了小朱，我们也不好交代。”

“大嫂，我哪敢啊？我出发的时候，还巴不得他没事，我好早点回来交差。我刚没说完，我一到省城，就把单据上所有的货，在省城打听了一下价格。一样的货，我问了不止一家，他这都超过了最高的零售价，我们是在厂家买的，应该更低才对。”

这点肖母非常清楚，在零售价与批发价之间，至少要相差十几个点。出厂价与批发价之间，虽说相差没那么多，但一般也是在五到八个点之间。甚至有的黑心商家，赚了不止十几个点，翻倍也不稀奇。

“那你查到厂家给我们的具体价格了吗？”

肖母问的这一点，往往是最难查证的。厂家一般都和采购员勾结在先，相互保密，生产厂家也为了挽留住客户，轻易不会出卖采购员的。

肖五点点头不语，没有一点傲娇的神态。肖母在心里大加赞赏，连忙接着问道：

“你是怎么查清的？可不能被人忽悠了？”

“不会！我每到一个厂家，先问他们的价格，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所报的价格都比市场价更低。然后我就假装发怒，拿出他们厂里开给小朱的收据，要找他们领导算账。”

“他们管销售的都连忙解释，只说那时和现在价格不一样。我只好吓唬他们说，小朱已经被厂里告发了，他们要是再敢包庇，厂里也会告他们欺诈，以后再也不会购买他们的产品。就这样，我拿到了真正的采购价。”

说完，肖五翻出几张便签，这是他从各个厂家要来的证明，写着当时采购的实际价格和数量，上面盖着鲜红的印章。

“他们还说了，如果我们以后还用他们厂的原料，只要打个长途电话过去或者发个电报说明数量，他们愿意再给优惠，还送货上门，不收运费。我把他们的联系方式都记了下来，以后也不要再来回跑了。”

肖五一起说完，再次看着肖母不语。他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该怎么做，他一点都不想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