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責打掃奧林匹克體育館一樓廁所和走廊的那位土耳其女人，屬於安德烈的「羊群」。情報官時不時塞給她十馬克，請她幫忙盯梢辦公室里的某一個或者幾個人。這次也不例外，安德烈在樓梯間和她見面，送給她一盒駱駝牌香菸，清潔工接過去打開，看了一眼裡面塞著的兩張五馬克鈔票，把煙盒塞進圍裙里。

「你又想打聽誰？」

「一個地方，準確來說，不難。留意這兩天有誰到失物招領處找東西。」

奧林匹克體育館實際上沒有一個正式的失物招領處，那不過是衣帽間的一個角落，無人打理，各個辦公室每隔一段時間就把落滿灰塵的雨傘、手套和茶杯扔到那裡去，每年聖誕假期前再清理掉。現在還沒到夏天，離上一次清掃只過去了幾個月，但已經堆積了可觀的雜物，雨傘仿佛是固定展示品，任何時候至少有兩把。還有名片盒、表鏈、打火機和橡膠靴子，出於令人想不明白的原因，還有一個沙丁魚罐頭。借書卡留在罐頭上，十分不起眼。

整整兩個星期，沒有人留意到這張硬紙卡片。清潔工報告給安德烈，只有三個人去翻過那堆雜物，都是為了借雨傘，春末的雨既頻繁又突然。如果計算「能看到借書卡」的人，那清潔工就數不過來了，衣帽間每天任何時段都有人進出，放下外套，拿走外套，放下防水靴，下班再拿走，太多了，這棟建築物里每一個人在五個工作日裡都至少進去過一次。

這條線索斷在這裡。換作今天，早就要交給反間部門處理，但借書卡的事會暴露萊納，只能隱瞞起來，用美國人的話來說，「屁股牢牢坐在上面」。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發生在更遠一些的地方，黎巴嫩。一位生性浪蕩的米爾斯先生，吃過一頓有很多羊肉的豐盛午餐之後，決定去水煙館。這和安德烈有什麼關係？表面上沒有。安德烈甚至不知道這個人存在。米爾斯先生是一位聯絡官，負責「協調和促進」當地英國情報部門和法國情報部門之間的溝通。心不在焉、熱衷於床笫之事的米爾斯先生，是英國政界裙帶關係的最佳代表，他的父親有個鍍金的頭銜，是上議院議員，軍情六處看了一眼推薦信，可能再看了一眼他的家族樹，就給了他一個職位，既然他會法語和一點阿拉伯語，正好送到貝魯特去。坐辦公室的人從劍橋間諜圈的慘痛經歷里學會了什麼？什麼都沒學會。

米爾斯先生抽了一小會水煙，動身到二樓去找姑娘們。這家煙館經營的可不僅僅是阿拉伯式水煙，你看。他選了一個女孩和一個男孩，過了一個值得回味的下午，回家去了。過了兩天，一個沒有寫地址的信封出現在他那間市中心公寓的漂亮地毯上，裡面當然是那個銷魂下午的照片，從角度看來，照相機安裝在鏡子後面。寫信人友善地提醒米爾斯先生，如果他想取回底片，那就必須在規定時間再到水煙館去一趟。

非常直接的勒索，以有效聞名。米爾斯先生既不敢告知妻子，更不敢向父親求助，只能按照要求做。克格勃手裡握著底片，把米爾斯所知道的每一個秘密都榨了出來，就像擰乾一塊肥胖的海綿。米爾斯所知道的駐貝魯特外勤，克格勃也知道了。他還模糊地提到了，美國人在柏林建立了「某種新的信息來源」，但他不知道是什麼。但是這個信息來源肯定是純金打造的，從那裡來的線報只准接收，不准問具體來源和獲取方法，這就是為什麼表現平平的貝魯特情報站最近忽然活躍了起來。

所以，其實是第二件事觸發了第一件事，然後導致了第三件事。克格勃把「某種新的信息來源」這個信息轉告柏林，同時也誠實告知，這是一個西方情報人員受壓下提供的線報，不排除他是為了脫身而隨口編造的。無論如何，「赫爾曼先生」不需要思考很久，就重新把目光投向此前不太在意的雷達站，他需要問一個問題，因此借用萊納的手，把一張借書卡放進奧林匹克體育館，一個小小的信號，給明白這個信號的人。就像對著漆黑的海面舉起一盞燈，只有原本就在留心觀察的船才能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