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著他手機里我拖著我沒好全的腿在床上的樣子，嗯，雖然還是很帥，但有點可憐——

看上去真的，一點主權都沒有。

而當我問我哥另一個問題的時候，他當時正在整理我的醫用繃帶。

我不知道我的腳踝什麼時候才能好透，倒不是為了其他的，主要是雖然能走，但因為不方便所以我現在不能跟我哥出遠門。

他每次出差我只能在家裡等他，這讓我覺得很難受。

所以我冥想的時間比以往都要久很多。我坐在我哥鋪的毯子上，那個毯子是鵝黃色的，它的那個圖案有點像放大的莫比烏斯環，每當我坐在上面就會有種自以為是的神性，但———

當和我哥在這個毯子上來了一回之後，這個想法就分崩離析了。

我一邊看著我哥發呆，一邊有意無意地把他剛弄好的藥盒拆開，問他：

「如果世界末日到來了你最想做什麼？」

我以為我哥會說和我再去一些什麼地方或是做一些什麼事情，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他並沒有。他淡淡地說：

「該做什麼做什麼，就這麼等著唄。」

我沒說話，只是盯著他。他左手邊是一支紅黴素軟膏，那是他前天因為熬夜太久眼睛發炎長出麥粒腫塗過的藥，這讓他的眼角這幾天一直都有點泛紅，反而有種別樣的美感。

我哥抬頭看了看我，輕輕笑了一下：

「既然已經知道怎麼都要死了，那就期待一下，既然前提是所有人都要死了，那還挺公平的，能跟你死在一起，挺好的。」

我被他豁達開朗的人生價值觀小小的震撼了一下，覺得他給我上了一課，然後就假裝無所謂地去翻我哥放在架子上的書，看到書里夾著幾張捐款證書。

Christine是我哥的合伙人，但現在已經不是了，因為公司已經變成了股份制的大公司，現在應該說是我哥的同事。

她曾以我哥和另一位股權持有人拜斯諾的名義代Bluk向外界捐過款，主要就是為了增加Bluk的聲譽和影響力。我對捐款這樣的事情不是很在意，可是有時候想想又會覺得很難說。

畢竟這樣的企業捐款不是代表政府，捐出去的錢也不知道到底四分五裂花落誰家了，不可追溯，這一切都沒有保障。

我哥從來沒有單獨向外界捐過款，我覺得也不需要詬病什麼，但外界好像對此頗有微詞。

那些紙上談兵的偽君子總覺得錢多的人就有義務向外界捐款，殊已忘記了捐款這一行為實為權利而非義務。如果說錢多的人需要拿錢向外界捐款的多一些，那錢少的人可以少捐一點，處於一個平行等價原理：

比如說一個人的淨資產有1000萬，那讓他捐10萬，而讓那些沒有那麼有錢的人，假如說他的淨資產只有10萬的話，那他倒是不用捐1000，他可以只捐100塊。

可是，縱使將假設中的原理讓步至此，那些人也是不會心甘情願地出這一百塊的。這裡的那些人，並非那些願意獻出愛心的平凡踏實打工人，而是慣於譁眾取寵攻擊他人的網民選手。

那些人會說，擁有一千萬的人不在乎這十萬，因為剩下的990萬可以任他揮霍很久。而只有十萬的人則要精打細算，他可能還有一大家子要養。

這話乍一聽很有道理，可是仔細一想，這100塊需要讓人做出多大的讓步？少抽幾包煙或是少喝幾瓶酒便可以省回無數個這樣的100，若是留下這100而不是捐掉，那他本沒有失去的這100元可以讓他在給孩子交學費的時候因為少交100而涕泗橫流嗎？

未將道德的審判點落到自己頭上就永遠不會客觀公正地看待事情，不過這也是人之常情。

我和我哥以前也很窮，剛來國外的時候我們有段時間買了很久的臨近過期的三明治，住那種幾人合租的地下層。所以如果是我的話，我不會捐，但是這是建立在我不會說閒話的基礎上。我不會因此去調侃那些捐了的人，因為這實在是讓人聽起來很欠得慌，不是嗎？

但其實我想說的並不是有關於這方面的事情，我主要是想說那些被捐了款的孩子們，那些錢到底幫了他們什麼呢？

假如說送他們一車的新衣服，可是新衣服怎麼穿也會變舊，新衣服總有變成舊衣服的那一天，在他們來看，這個暫時的新衣服和舊衣服最大的區別可能就是當時那麼一會兒的新鮮感和喜悅，可它終究會變成舊衣服。

再比如說花錢給他們建了一個籃球場，也許中間會有那麼一兩個孩子因此愛上籃球，或者因此出現小概率事件成為一個奧運會的什麼奪冠種子選手之類的。但大多數孩子都只是會知道自己曾經經過的那個熟悉地方建了一個籃球場或是建了一個新的帶著網子的杆，然後有興趣地看兩下，便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