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搭了他手腕上的脈搏，心我搭了他手腕上的脈搏，心道不好，將他背起來向回跑去。他明明比我高上兩厘米，卻輕得不像話。呼吸擦著耳畔過去，像是泰晤士河畔的微風，裝點隔岸斑斕的夢。

我平生第一次為除自己以外的人焦躁不安。

我當時覺得，我完了。

我坐在醫院走廊旁打著瞌睡。左肩和腳腕都上了藥，現在整個人都像要散架一樣。

終於，面前病房的門開了，克雷爾以前那個房客護士沖我招招手。我支撐著站起，放輕腳步走到半掩的門前。

剛剛我做了什麼啊——翻牆、格鬥、開了一槍、殺了個人、拆雷，又背著克雷爾狂奔一公里到了醫院？

那些都是下意識作出的應激反應，和草履蟲沒區別。但渾身上下痛得厲害倒是真的。

我推開門，病床上那位聽到動靜，坐直了身子。我替他墊了幾個枕頭在背後，擅自在床邊坐下。克雷爾的氣色差得要命，我實在忍不住開口問：「那是你親弟弟？」

「斷絕關係了。」他扯了扯嘴角，「不介意的話，聽我說說吧。」

克雷爾·卡勒對他的母親沒有什麼印象。她似乎也是國王學院高知的一份子，否則不會認識伏案一生的老卡勒。她在生下第二個孩子後因為產後抑鬱症自殺，於是這個可憐的孩子被取名為塔納托斯——古希臘神話中的死神。

老卡勒不是個正常的人。他一輩子鑽研犯罪心理學，閉門造車，對某種可能存在的「罪犯成長公式」深信不疑。他認為，每個謀殺案的作案者在童年或青少年時代時，都曾遭遇過一系列具體事件，讓他們的人格發生一定程度的扭曲。

「通過心理暗示和事件引導，就能創造出一個罪犯？」

「沒錯，他就是這麼認為的。」

老卡勒一輩子都在證明他的推論——瘋狂到用他的兩個兒子做試驗。

「過程我不多說。你也看到了，我有人格障礙。我弟弟......他有反社會傾向。」他閉上眼，「我們倆不負眾望，呵......不負他望。」

「至少你沒有，需要理療找我。」

「我是說，我們殺了他。」

我近乎錯愕地看向他，他笑起來，繼續道：「那是我們所能想到的最完美的仿自殺現場，也是我和塔納托斯唯一一次合作。」

克雷爾15歲就進了國王學院。他足夠聰明，23歲修完博士學位後，就投入了工作，繼續他父親的研究。這份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犯罪心理公式真的存在，人性的弱點被徹底剝離，誰都不知道未來的走向。

與此同時，塔納托斯失蹤了。

「他為一個全球情報機構工作，不是M16。有好幾起入侵案件，the MET都沒有交給我審理，但我都知道。」

「他為什麼動手？」

「大概是為我的研究。他很想知道，怎樣去擺布別人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