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是天命所鍾助力了他的上位，還不如說是他所掌握的武力征服力量讓他得以實現這個目的。

這話看似石破天驚,卻在本質上只是將荀子的「明於天人之分」,也便是天道與人事無關的說法在這數百年後重新提出來。

當天下之主也好,做輔助國家平定的大臣也罷,都並不依靠於天道贈予,而在於能盡人事，用天道，授民事,順四時,興功業。

喬琰自執掌并州，乃至於如今的九州之地，恪行奉守的不正是這樣的「用天之道」嗎？

亂世之中,以盧植的智慧足以清楚地看到，人事的主動性本就在時局驅策之下被迫發揮到了極致，而其所帶來的回饋便正是對仲長統這一套說辭的有力證明。

天下大旱,蝗災和大疫同行，依然有一番人事可為的應變之法，讓人何止是謀求到生存的路子，還有了朝著上頭攀爬的希望。

這是叛逆嗎？

不，這好像只是在寫實而已。

而他所說的其餘言論也實在沒有什麼錯處。

自上位者的盡人事衍生到民眾的順四時，無疑是給這些剛剛被開啟民智不久的民眾指點出一條更為理智清晰的前路。

在這些腳踏實地而非空洞無物的表達里，絕不是在刻意引導著民眾對上位者做出何等指摘，而恰恰是讓能讓民生有望的賢明君主更為便捷地統轄民眾，杜絕他們被那些所謂的迷信蒙昧之言所惑。

若人人都能知道，在面臨疾病的時候不當相信符水和求神這等虛無縹緲的東西，不再諱疾忌醫，而是遵從於醫者的服藥看診之言，那麼就像是此番洛陽地界上的大疫一般，能在損失有限的情況下回歸到原本的秩序之中，絕不至引發黃巾之亂這樣的起義。

若人人都能知道，在農事耕作之中，求祭土地社稷之神，將蝗蟲當做神靈使者，非但不能讓他們的田地增產，反而會讓他們遭受莫大的損失，只有區田法、溲種法、深耕添肥、鑿渠灌溉才能讓他們積攢下賴以生存的口糧，那麼又怎麼會有這麼多的人死於饑荒。

天時無常，人事有常的道理，也無疑能讓這些一度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民眾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而他所說的，在這等重歸公正、民生和樂環境裡該當推行的官員處事之道，在盧植看來更沒錯了！

過猶不及的道理，早在數位標杆之上做出了驗證，又何必非要對喬琰的越權和排場做出任何的指責。

真正的仁舉並不在於非要讓自己過得極盡簡樸，而在於能想辦法讓人才得用，府庫充盈，在職權範圍內的俸祿讓自己過得體面並無不妥，做以權謀私走門路的事情那才該當重罰。

可仲長統所要說的，何止是那一句「人實難得，何重之嫌」啊……

若只看到這裡便覺得他是在充當大司馬的口舌，那就是看輕了這位立足於民生庶務的天才！

在盧植逐字逐句的鑽研中，尤為讓他覺得喬琰推行《昌言》有著勢在必行意義的，是仲長統在書中提議恢復井田制。

不是對現有土地草率地做出改革，而是對重新修復秩序之中開闢的荒田先行試用。

所謂「限夫田以斷併兼」，正是要讓開墾荒地後先收歸國有，再將其分給有能力種地的，而非是有條件占據土地的，以抑制這些新地上再度出現土地兼併。

比起那句「豪傑之當天命者」，這才是一句真正的大膽之言！

在喬琰推行這等舉措的時候，還打著要聚斂餘糧開啟軍屯以備戰事的藉口，也完全是憑藉著她所掌控的強兵勁卒才能實現這樣的一點。

可仲長統卻絲毫不加以收斂地將這一句話丟了出來。

偏偏他說的下一段話又好像還站在上位者的立場上，將這一出言論給往回收了收。

他說官員為士民之長，若不能對在其位的人給出合適的官職俸祿，不能令他們養家餬口，反而要因為他們的被迫求生之舉懲罰他們，那不就是把官職放在那裡，像是擺放了個陷阱一樣等待天下的君子嗎？

但若說這是仲長統的示弱便著實是低看了他。

他不過是清楚地知道，在他所撰寫的《昌言》頂替掉那些世家經傳出現在千家萬戶的時候，他既是喬琰在此刻為自己選擇的盾也是一把尖矛。

這把矛的頭號目標是那些非要歪曲天象之說的人，而不是……

不是像一個刺蝟一樣將所有人都得罪個徹底。

目光長遠的人能看到蟄伏中的圖窮匕見，目光短淺的人看到的卻只是對於荒地的建議，也只看到那句「官吏憑藉正當的途徑得到俸祿，百姓不會覺得他們奢侈；國家通過正當的途徑獲取積蓄，百姓不會覺得被壓榨而勞苦」的論斷。

很明顯，這本《昌言》，著作者年輕，卻宛然像是個成熟的政治家拋擲出去的武器。<="<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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