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群是個不祥的比喻，只有坐辦公室的蠢貨才會想出這種代號。安德烈粗略把世界分成兩個部分，「坐辦公室的」，和「在外面的」，大部分問題都是前者製造的，後者被迫幫他們擦屁股。發現屍體之後的第四十七小時，坐在寬街54號五樓隔音室不甚舒適的木椅子上，安德烈心裡轉著的也是這個念頭，像一小片茶葉，漂浮在緩慢升高的液態焦慮里。坐辦公室的傢伙都不知道羊群最終的命運是什麼嗎？

「他死了嗎？」

提問的是美國人，安德烈沒有看他，轉而審視上司的臉。特別行動處處長西奧多·霍恩斯比是個說話輕聲細氣的倫敦人，四十七歲，鬢角灰白，戴著款式老舊的玳瑁邊眼鏡，看上去更像個逆來順受的數學老師，缺乏任何能讓人聯想到「間諜」的特徵。霍恩斯比參加過兩次大戰，1940年被選入新鮮創立的特別行動局[1]，多次帶隊空降到法國和比利時執行爆破任務。就是這隻老鳥把安德烈招募進來的，他是為數不多能管束住安德烈的人，主要因為霍恩斯比在加入辦公室之前，也曾經是個「在外面的人」。

接近午夜了，霍恩斯比的領帶依然沒有鬆開的跡象。旁邊的美國人早就脫了外套，丟在會議桌上，袖子挽到手肘。中情局來的野蠻人，呼吸裡帶著濃烈的菸草味，他抽捲菸，門牙和右手手指被染黃了。

「所以？他死了嗎？」美國人又問了一次。

安德烈的目光轉向美國人，側了側頭：「我不知道別的地方是怎樣的，但在我們這邊，被子彈打爛腦袋一般會導致死亡，麥卡倫先生。」

「確定不是搶劫？或者其他意外？」

「錢包還在。中了兩槍，先是脖子，再到後腦勺，確保他死得透徹。看起來像斯塔西的手法，而且他們就是想讓我們看出來。」

「那些狗娘養的是怎麼知道的？」

「我暫時沒法回答這個問題，麥卡倫先生。」

「那你整天在柏林搗鼓什麼呢？」

安德烈沖他微笑，略微抬起下巴，像條準備攻擊的蛇，「要是中情局也有人在柏林，不就知道了嗎？」

霍恩斯比原本在琢磨手裡的鉛筆，現在抬起頭來，沖安德烈皺起眉頭，每當他覺得安德烈需要管教的時候就會這樣皺眉。美國人看起來不高興了，因為他和安德烈都清楚中情局在東柏林沒有可靠的線人，至今不得不倚靠六處的人脈。表面上中情局和軍情六處平起平坐，但這種「特殊關係」正在逐漸變質，舊世界早已破產，新大陸則是有錢的表弟。

「先想想怎麼補救。」霍恩斯比一整晚只說了五句話，這是第五句，「有沒有『相關人士』需要打發？父母？妻子？情人？」

「父母去世了，有個弟弟，不怎麼來往，應該不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