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名字。」安德烈直起腰，碰了碰帽檐，向門口走去。那個柏林警察兩步跨過來，抓住他的肩膀：「你去哪裡？」

「回家喝酒，睡覺。你指望我留在這裡主持彌撒嗎？」

「去你的回家喝酒，我不管你認識上面什麼人，有個死人出現在我的轄區里，你不能隨便敷衍我。」

「我當然能。」安德烈溫和地回答，側過身，讓對方的手從肩膀上滑下去，「謝謝你，警官，抱歉占用你的時間。」

沒人攔住他。安德烈推開門，走下短短几級樓梯，點了支煙。五點鐘了，天還是沒亮，路燈卻熄滅了。教堂的鐘聲像漆黑的瀝青，順著鐘塔淌到街道上。安德烈加快了腳步，像是怕踩到這些緩慢流動的低沉聲音。稍早前下過雨，凹凸不平的馬路布滿水坑。他鑽進小巷裡，往東走了一段，從另一條散發著下水道氣味的小路繞回來，往法國占領區邊界走去，過了幾分鐘，又換了個方向，假裝停下來繫鞋帶，藉助旁邊的商店櫥窗觀察空蕩蕩的街道，沒有動靜。蘇聯人把這叫作「乾洗完畢」，用美國人的話來說，他已經「黑了」，沒人跟蹤他。

一家麵包店亮起了燈，向那點光亮走去，潛入陰影里，推開一扇木門，走上彎曲的樓梯。樓梯間上方亮著一盞積塵的燈泡，左右兩邊各有一扇門，木頭做的，只安裝了一個鎖，普通人家的大門。他摸出鑰匙，打開左邊的那扇，輕手輕腳溜了進去。

這不是他第一次為死去的男孩們「打掃」，熟練並不等同於心裡好受。安德烈從大衣口袋裡掏出羊皮手套，戴上，有條不紊地檢查了小公寓的每個角落，首先取走護照、支票本、信件和收據，再檢查床墊下面、衣櫃後面和浴室櫥櫃。這頭小山羊生前不愛閱讀，整間公寓裡就丟著一本沾了咖啡漬的小說，封面蓋著圖書館的印章，粘在末頁的借閱記錄表明，這本書早在七個月前就該歸還了。安德烈仔細地翻了一遍書本，確保裡面沒有任何引人警覺的蛛絲馬跡。窗台的盆栽下面壓著一張發黃變皺的明信片，沒有郵戳，背面塗著些意義不明的數字和賽馬術語，那是羊群和倫敦溝通用的密碼。安德烈把明信片揉成一團，塞進大衣口袋裡。等蘇聯人派斯塔西獵狗偷偷摸摸嗅到這裡來的時候，除了櫥櫃裡的半盒發霉的餅乾，什麼有用的東西都不會找到。

沒人看見他下樓。麵包店開了一扇小氣窗，飄散出暖乎乎的黃油香味。證件和紙張把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但並不重，好像外勤的一生，輕飄飄的，無足輕重，小得足以放進口袋。他到河邊去燒掉這一切，用手掌護著火柴，點燃在清晨的寒風裡顫抖的薄紙。河流在不遠處竊竊私語，拍打開裂的石階，火焰從下往上捲起，啃噬層層疊疊的紙張，燒盡了姓名和年月之後就衰弱下去，熄滅。他摘下帽子，低頭在那裡站了一會兒，既是神父，又是唯一的弔唁者。遠處傳來水鳥撲翅的微弱聲音，鳥兒貼著水面滑翔，沒入晨霧。

他戴好帽子，用靴底把灰燼掃入斯普雷河，動身去找公共電話。硬幣剛好夠，安德烈撥了號碼，想像著鈴聲在倫敦的一個沉悶的辦公室里響起，一聲，兩聲，夜班情報官連滾帶爬地從檔案櫃後面的小行軍床上起來，沖向電話。安德烈對著話筒呼了一口氣，斟酌措辭，他會先開一個關於值夜班的玩笑，接著再講不好聽的實話：他失敗了。這就是柏林給他的禮物，失敗和死亡。

——

他很少失敗。他是三個「牧羊人」之中的其中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不在英國本土出生的。沒人說得清楚安德烈的產地和具體品種，每個部門都有一套不同的理論，其中一半是時隔多年後才提出的，特別行動處說他是奧地利人，戰前跟著猶太母親借道西班牙逃過來的；蘇聯司背後叫他「法棍」，富有信心地表示他是一個法國麵包師和一個斯洛伐克移民的孩子，甚至拿得出麵包店的地址，那棟建築物七十被拆了，今天已經無從考證蘇聯司的說法，再說，蘇聯司也不存在了。通訊處自始至終蒙在鼓裡，以為他是個專門擺弄竊聽器的電工。五處永遠懷疑他是蘇聯間諜，因為沒有確鑿證據，只能小聲咕噥，不敢大聲指控。檔案室的老警衛堅稱安德烈的真名是平平無奇的「詹姆」，其實是個出身臭水溝的倫敦，但沒人把警衛的話當真。他老了，一天裡有十八個小時在打瞌睡，而且大轟炸的時候被德國人的高爆彈震聾了右耳，即使有人砸碎窗戶爬進來也不一定聽得見，上頭純粹是出於同情才讓他留下的。

兩個解釋。一，安德烈是某種遠東的異教神，天然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每一張面孔都是真的。二，這人是個被害妄想症患者，一條被咬斷過尾巴的變色，就算在自家陣營里，也不敢露出真正的顏色。他說英語的時候帶著口音，法語也是，德語和俄語也一樣，仿佛他從未真正屬於哪個地方，從未擁有過真正的母語。

能夠確定的是，他在戰爭爆發前就到這個負隅頑抗的小島上來了，十多歲，尚未入行，不懂得隱藏自己的身份，留下了一串擦不掉的腳印：海關記錄，地址註冊表，中學入學登記，體檢單。安德烈輟學加入皇家工程兵的時候才十八歲，服役記錄表明他在1948年和空軍一起去了柏林，負責給基地鋪電線，這一年之後所有書面痕跡都神秘消失了，他好像進入了一段長長的漆黑隧道，從四十年代延伸到五十年代，從另一頭冒出來的時候已經是軍情六處的「牧羊人」，手裡牢牢牽著東歐的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