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會有第二個像柏林那樣的地方了，五十年代的柏林，好一個瘋狂的派對。炸毀的街道逐漸修復了，有了顏色，亮起了燈光。先是肉店和麵包店回來了，雜貨店擺出了糖果和罐頭，然後裁縫店和畫廊也回來了。舞廳和酒館像樹根旁邊的小蘑菇一樣冒出來，間諜們聚集在這些音樂喧囂的地方，像口渴的叢林狼圍在泉水旁，有些人獨自來，獨自走，大部分人挽著女伴。最受歡迎的那家酒館叫「金色鵜鶘」，用英文寫的，本來瞄準的顧客群體是駐紮在柏林的英美空軍，卻慢慢落滿了外交官、情報官、投機客、有固定主人的殺手、待價而沽的殺手、詐騙犯、走私者和剛剛輪班完畢的警察。常駐間諜們全都互相認識，有一段時間，為了捉弄克格勃，科里亞一走進「金色鵜鶘」，在裡面喝酒的英國人就會塞小費給樂隊，讓他們演奏《知更鳥之死》，一首兒歌，曲調快樂，內容血腥。科里亞不為所動，踩著「誰殺了知更鳥」的節奏走向吧檯，差不多在「魚說，我用盤子接住了知更鳥的血」這句坐下，點一杯黑啤酒，酒保動作很快，在兒歌唱到掘墳墓的貓頭鷹之前就把啤酒送過去了。半醉的英國傻瓜們在吧檯另一頭七零八落地唱完剩下的段落，「可憐的知更鳥！」什麼的，安德烈要是在場，也會跟著一起笑。

「金色鵜鶘」的特別之處在於，桌子下面安裝了氣動管，你不一定見過，是舊世界的古董，戰前流行過，郵局和銀行里都有，金屬圓筒在管網裡嗖嗖飛過，運送信封、鈔票、珠寶和文件。酒館前身就是一家郵局，空氣壓縮機和管網都保留了下來，原本的設想是方便顧客邀請陌生人跳舞的，但在你看來，管子每晚運送的成千上萬張紙條里，有多少在邀舞，有多少是間諜在悄悄交談？

紙片是午夜剛過的時候竄到安德烈的桌子上的。他已經等了超過四小時了，新年假期剛剛結束，「金色鵜鶘」還沒有恢復平常的熱鬧，只有一半桌子是有人的。他懶洋洋地挪開酒杯，揭開金屬蓋，壓縮空氣發出細微的吸吮聲。管道里躺著一張名片，正面印著鈴蘭和紫色緞帶，背面有一個用鉛筆寫上去的數字，17。安德烈把名片收進外套內袋，抬起頭，假裝尋找侍應，看向第17號桌子。那裡坐了個留了絡腮鬍的男人，臉色紅通通的，不知道是本來如此，還是喝多了酒。絡腮鬍子掏出火柴盒，在桌子邊緣磕了磕，似乎發現裡面沒有火柴了，把盒子塞回衣袋裡。

安德烈短暫地和絡腮鬍子對上視線，拿出自己的煙，放到桌子上，開口朝外，暗號對上了。絡腮鬍子移開目光，抬手招來侍應，點了酒。安德烈取出一疊緊緊捲起的鈔票，丟進金屬管，送到17號桌。五百西德馬克，現金，用來買一條關於克格勃的信息，不算貴。氣動管又發出響聲，17號桌送來了一個信封。絡腮鬍子再也沒有看安德烈一眼，喝掉啤酒，結帳，拿起搭在椅子上的外套，走了。

安德烈收好信封，仿佛什麼也沒有發生，繼續坐了十來二十分鐘，假裝欣賞鋼琴師醉醺醺的演奏，直到侍應禮貌地告訴他「鵜鶘」要打烊了，才付了錢，離開小酒館。他像平常那樣回家，放上唱片，跟著旋律吹口哨，坐在床上，打開了信封。

一張紙條滑了出來，附帶一張照片，一個高瘦的男人，站在某個無法辨認的建築物門洞裡，一隻手探進外套里，不知道是準備拿香菸還是槍。照片是黑白的，但紙條描述了陌生人的外貌，棕色頭髮，藍眼睛，大約六英尺高，名字碰巧也是安德烈，安德烈·奧爾洛夫，官方身份是蘇聯駐巴黎大使館的防務參贊，但種種證據表明這人大概率是個克格勃。早在克格勃還叫「內務部」的年代，業內就有傳言說莫斯科訓練了一批「獵人」，專門在西歐活動，擊落克里姆林宮不喜歡的鳥兒，不管這些鳥來自哪裡，受誰的保護。漢斯極有可能死在這位獵人槍下，三年前，安德烈被迫造訪太平間的那個晚上，這位可疑的「防務參贊」恰好就在柏林。而且，奧爾洛夫後天會再次途徑柏林，妻子病危，他必須趕回莫斯科。

安德烈短暫地考慮過在機場攔住這位可能的「獵人」，馬上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奧爾洛夫有正式的外交保護，就算沒有，直接拖住一個奔赴重病親屬的人，實在是野蠻行為。他留下照片，把紙條帶到廚房去，在水槽里燒掉了，灰燼衝進下水道。

他當然把這件事告訴了霍恩斯比，寫在報告最後一行，仿佛這個信息並不重要，是發出電報前三秒才想起來的。確實，在那一刻，一個過路的蘇聯「獵人」並不顯得十分重要。照片存入相應的檔案，從安德烈寫在頁邊的筆記看來，原本是打算分發給監控組的，出於至今不明的原因，最後沒有發出去，也許覺得沒有必要，也許就是忘了。奧爾洛夫的活動範圍畢竟不在柏林。安德烈更加沒有理由向萊納提起這件事，小羊只是小羊，不需要知道幕後的運作。

1955年2月，隧道修建完畢，中情局如願以償，把長柄勺伸進了莫斯科和柏林之間奔涌的信息流里，秘密像瀑布一樣傾瀉而下，巨大的錄音設備日夜運轉，錄下嚴肅談話、下流玩笑、調動指令、抱怨、對罵和令人困惑的黑話。隧道如此成功，以至於霍恩斯比一度認為，「麻雀」已經沒有用處，安德烈是時候把他放歸野外，再不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