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緊。」

門關上了，上鎖的聲音在空蕩蕩的樓道里異常響亮。我還在想那個起居室，在我的腦海里，萊納的形象仿佛印在半透明的塑料片上，霧蒙蒙的一層，一個剪切下來的幽靈，以拙劣的手法疊加在起居室的圖像上。這對情侶一起吃早餐的地方，萊納曾經站著讀報紙。被自行車車輪反覆蹭出一道一道黑色痕跡的牆角，現在放著吉他。廚房裡不知道還有沒有竊聽器，像死掉的甲蟲一樣被遺忘在牆縫裡。科里亞的靴子同時踏過新的和舊的地板，在想像中，我看著他把萊納從臥室里拎出來，拖過尚未存在的長毛絨地毯，讓他坐在此刻新租客們擺放電視機的地方。

如果科里亞想來問安德烈的事，那就是浪費時間了，他什麼都不知道。萊納這麼告訴科里亞，說得飛快，就像他已經複述這句話很多次一樣。

但科里亞不是為此而來。安德烈已經不在他的雷達監控範圍里了，很可能再也不會回來。克格勃已經另有打算，科里亞不像「赫爾曼先生」，不喜歡擺出虛假的友善姿態，用二十個設問句引出實際內容，他直接把交易條件擺在萊納面前：如果不想繼續被斯塔西騷擾，那就當克格勃的「渡鴉」。

又是黑話。萊納已經不能更厭倦黑話，這一個一個原本普通的單詞，被強行借用過去，安上陰暗的潛在含義。他低著頭，看著自己的腳，在這個只有零星家具的起居室里，他沒有逃避的空間，只能躲進自己腦海深處，木無表情。科里亞把這種麻木解讀為困惑，開始解釋什麼叫「渡鴉」，這是性誘餌的代號。克格勃瞄準了一個剛剛從華盛頓調來柏林的美國外交官，這人對此前派出去的三隻「燕子」都不感興趣，是時候試試光譜的另一端了。

相對於女性「燕子」，男性「渡鴉」不太常見，幾乎總是勒索的前奏，那一次也不例外。科里亞不願意用蘇聯訓練的「渡鴉」，他們一旦被捕，克格勃很難擺脫關係，換作其他時候，克格勃也許不介意讓人知道，甚至會故意炫耀，但在1956年，隧道事件過後不久，他們不太樂意時隔幾個月又製造一場外交危機。萊納是一份可以隨意犧牲的資產，如果一切順利，那就一切順利。一旦有什麼出錯了，克格勃可以輕鬆把他扔掉，沒有什麼損失。也許安德烈一開始看上的也是這一點。

「收拾一下你自己。」科里亞說，這個建議從他嘴裡說出來，讓人不太舒服，「你看起來像只死了兩個星期的老鼠。我給你十五分鐘，我們有很多準備要做。」

住在一樓的門房想必又一次目睹萊納被押上汽車，也許馬上打電話給斯塔西報告了這件事，說不定也打給中情局，那時候幾乎每個柏林線人都同時服務兩個以上的主顧。科里亞沒有蒙上萊納的眼睛，目的地並不是什麼秘密，那是家酒館，還沒到營業時間，大門緊閉，門上方安裝著巨大的霓虹燈管，因為是中午，都沒有亮起。「金色鵜鶘」，熄滅的燈管拼出這幾個單詞，一隻金屬鵜鶘銜著魚，站在首字母旁邊。科里亞帶著萊納從側門進去，司機沒有下來，車門剛關上就把車開走了。

這並不真的是個交易，現在想來，只不過是用一頭豺狼換了另一頭豺狼。這是萊納第一次去「金色鵜鶘」，但遠遠不是最後一次。常客們對他沒什麼印象，記得萊納的零星幾個人，一致認為他「很安靜」，沒什麼值得一提的特別之處。也許他覺得無助，也許覺得憤怒，又或者什麼都不覺得。不過，像他這樣一頭習慣於服從命令的小羊，再次有人把項圈套到脖子上，也可能是一種解脫。

——

安德烈並不十分熱衷去酒吧，搬到德文郡超過一個月了，一次都沒有去過。他在埃克塞特一所暮氣沉沉的寄宿中學裡找到一份教德語的工作，一周上課四天，周一和周三高年級，周二和周四低年級，周末還要監督一大群十四歲男孩在草皮稀疏的院子裡踢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