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逃向公寓大門，慌亂之中試了好幾次才找准鎖孔。他穿過昏暗的門廳，跑上樓梯，門房的住處亮起了燈，朝向門廳的窗格打開了，老人的聲音沿著樓梯井顫顫巍巍地傳上來，「沃格爾先生？是您嗎？」

萊納沒有回答，用力摔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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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納最終還是向科里亞報告了這件事。這是報復嗎？人們可能這麼想，但我不這麼認為。萊納並不恨安德烈，至少不是以「傳統」的方式去恨他。我們不能忘記這是只籠養的小鳥，需要時刻記住是哪只手在餵他飼料，更別提同一隻手還握著鞭子。萊納次日一早就往玻璃工藝品店打了電話，詳細講了安德烈的行蹤，化名，酒店房間號碼，完全略去河邊的對峙和錄音的部分。科里亞似乎並不知道「金色鵜鶘」里的事，也許是裝的，又或者大鵜鶘當晚收了別人的錢。

克格勃很快就行動了，早上十點剛過，一個喬裝成清潔工的波蘭女人敲響了「卡爾·費爾森」先生下榻的客房，她抱著一疊洗好烘乾的蓬鬆毛巾，毛巾下面藏著一把半自動手槍。敲門三次得不到應答之後，偽裝的清潔女工從圍裙里掏出皮質工具包，撬了鎖。

窗戶開著，這是她留意到的第一件事，窗簾在早晨清冽的冷風裡飄動。床單整整齊齊，沒有睡過的痕跡，床底下也沒有東西。她放下毛巾，依次檢查了衣櫃、床頭櫃和浴室，什麼都沒有發現。床頭櫃有挪動過的痕跡，她摸了摸背面，手指觸到了一小截黏糊糊的膠帶。她撕掉膠帶，沒有多想。

牧羊人就像來時一樣迅速地走了。不難推斷他已經在飛往倫敦的途中，很可能又換了一本護照。再過幾個小時，錄音帶就會安全送到軍情六處，由蘇聯司辛勞的姑娘們轉錄和校對，打出一份整齊的文本。這些文本接下來會被撕成小片，像麵包屑一樣餵給相關的使領館或者情報站。往後一年裡，將會有好幾個外交官以這樣或那樣的理由被召回，每一次調動之間都相隔三四個月。不能一下子堵住克格勃所有的耳朵，必須讓他們慢慢、慢慢地變聾，把責任歸咎給壞運氣，而不是軍情六處。

霍恩斯比委婉地拒絕了安德烈的要求，行動處處長一次都沒有說「不」，然而每次當安德烈提起麻雀，他都讓下屬「給我幾天時間」，「略微等一等」，「不是不可能，只是需要合適的時機」，「要是下個月局勢穩定，說不定有機會」。可那是1961年，柏林的「局勢」只有糟糕和更糟。不管人們剛開始對年輕的甘迺迪總統抱有什麼期望，現在看來他就和前任一樣，對柏林危機束手無策，甚至——一些報紙尖銳地指出——加速了失控。

東柏林像一隻正在流血的動物，一邊哀嚎，一邊撕扯傷口，於是流失更多的血。什麼人都在往西邊逃，以前是醫生、工程師、作家和律師，現在是理髮師、二手書商人、售貨員和六十多歲的老夫婦。一度傳出了軍隊正在囤積建築物料的流言，一堵牆要建起來了！人們惶恐地低語，分割東西柏林的牆！黨書記烏布利希不得不用他那怪異的尖細聲音[3]澄清：沒有這回事，「沒有人想建一堵牆」。如果說這句話有什麼效果的話，那就是讓人更害怕了。到了六月，維也納峰會前夕，我們一度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真的要來了。我這一代人的思維方式已經永久被戰爭改變了，停火十六年，我還依舊覺得戰爭隨時會重新開始，漢斯又該抓起他的國防軍制服，戍守毫無意義的炮台。有時候我甚至希望最壞情況快點發生，你明白嗎？要是你花了很長時間懼怕某種東西，到最後你會祈禱它趕緊到來，一次過結束這種令人痛苦的不確定性。

安德烈最後一次去見霍恩斯比是在6月2日，維也納峰會前兩天，再次得到了模稜兩可的答案，「等峰會結束再說」。安德烈不打算等下去了，他去了一趟車站，取走了寄存在儲物櫃裡的手提箱，這個手提箱在柜子里躺了好幾個月，已經累積了一小筆高於平均值的租金。這次沒有人給他安排飛機和護照了，很難找到實體記錄，但我想他應該買了渡輪票，先到了布列塔尼，從那裡坐火車到巴黎，之後轉到柏林就很容易了。他又回到了柏林，他那不是家鄉的家鄉，他的曠野和劇場。他將要和萊納·沃格爾一起謝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