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臨時旅伴高高挑起眉毛，仿佛我剛剛拋給她一個燙手的鐵球，而她不知道怎麼才能接住。最後她攤開手，看著我的眼睛：「這世界上的所有人難道不都過著這樣的人生嗎，大哲學家？」沒等我回答，她笑起來，取出第二支煙，用火柴點燃，「有朋友在那邊接你嗎？」

「不，不算是朋友。我給她發了電報，她不介意我拜訪，如此而已，她不會去火車站接我的。事實上，等我到了布里斯托，也許已經太晚了，明早才能見到她。」

朱莉從喉嚨里哼出一個拖長的單音節，露出瞭然的笑容。她肯定以為我是去見女朋友的，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但我不打算向陌生人解釋來龍去脈，就讓她這麼以為好了。朱莉沉默地抽著煙，我們兩人都看著窗外的風雪。天空暗了一個色調，被烏雲遮住的太陽很快就要熄滅了。

火車突然又震顫了一下，鳴笛，悠長的嗚咽聲，車輪與鐵軌摩擦，尖細的吱吱聲過後是有節奏的轟隆轟隆。我們繼續前進，穿過翻卷的風雪和濃稠暮色。

朱莉比我早一站下車，之後再沒有新的旅客上來，對面的座位就這樣空著。雪變小了，但還在下，車窗外像沼澤深處一樣黑，偶爾閃過農舍的燈光。玻璃映出我自己的影子，我儘量不去看。如非必要，我不照鏡子，避免裡面的臉影響我的面具。

到達布里斯托市中心的時候，晚上十點已過。早前我在火車站隨手買了一本給遊客的便攜地圖冊，此刻我站在路燈下面艱難地分辨那些蠅頭小字。景點畫得很大，我想去的那條街卻沒有名字。最終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流浪漢把我帶到「棕櫚周日」旅店門前。差不多二十年前，安德烈離開柏林之後，就是在這棟昏昏欲睡的破舊建築里租了頂樓客房。

這地方竟然還沒有倒閉，恐怕也快了，看起來沒有人在修繕，裡面和外面一樣冷，門廳的拼花地板仿佛化膿潰爛的皮膚，已經不剩多少完好的木板了，為了節省成本，破損處填上了凹凸不平的水泥。前台沒有人，放著一個老式黃銅桌鈴，我按了五六次，終於有一個頭髮花白的腦袋從蟲蛀的布簾後面探出來。

「我需要一個房間，一晚。」我說。

布簾後面的男人坐到桌子旁邊，搔了搔腫脹的酒糟鼻，「幾晚？」

我只好再說了一遍，把現金放到他面前，解釋說我喜歡安靜，因此想要頂樓的房間。酒糟鼻男人低聲咕噥，翻出掛著號碼牌的鑰匙，拍到桌面上，指了指樓梯的方向，重新消失在骯髒的布簾後面。

樓梯是磚砌的，仍然堅實，但通往頂樓房間的卻是木樓梯，灰塵像深冬的積雪一樣厚。我拎著提包走上去，打開門，在門外站了一會兒，好像這是別人的臥室，而我是個不受歡迎的客人。我在很多地方都有這種感覺，它很快就過去了，我放下行李，開燈，坐在床上，環視這個旅店房間，床頭櫃，白色燈罩，地板上的棕色污漬，發霉的牆壁，傾斜的窗戶和屋頂，寫字檯，靠背椅，鏡子，陶瓷洗手台，衣櫃。我想像安德烈走進門來，脫下外套，搭在椅子扶手上——他總是這麼做的，從來不用衣帽架或者鉤子——然後踱到窗前，注視已經入睡的布里斯托市。他在想什麼？柏林在他的腦海里嗎？

我站起來，也走到窗戶前面，安德烈的幻影消失了。玻璃映出我的臉。遠處，墨藍色的夜空襯托下，教堂的尖頂刺向漸漸消散的雲層。雪已經不下了。整座旅館靜悄悄的，也許只有我一個旅客。我鎖上門，從行李里拿出手槍，放到枕頭旁邊，老習慣，有武器在，我會睡得好些。我裹著外套直接躺下，關上燈，但沒有拉上窗簾，明天天一亮我就會起來，去見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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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在碼頭不遠處的釣魚用品店掛著嶄新的招牌。冬天，幾乎沒有生意，店堂空蕩蕩的。櫃檯後面那位曬得黝黑的先生告訴我，店鋪是一年前易手的，原先的女主人做了一次心臟手術，不能再繼續打理店鋪了，不過她和她的丈夫就住在釣魚用品店後面的小平房裡。如果我想見他們，穿過後門出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