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之後，新四軍在南方組建，需要以隱蔽方式購置裝備、開展招募、打通給養路線。

這些都不是簡單的「街頭籌款」能完成，必須要利用大城市的金融網絡。

部署情報站、印刷傳單、建立無線電台、掩護幹部行動，也都要花錢。

傳統方式是各地黨組織自行籌款，但在經濟蕭條和戰事混亂下，不穩定且效率低。

一旦能滲透到「信孚證券事務所」高層，就意味著可以運用證券交易的方式，暗中調撥資金、轉移款項，而且不易被日軍和其他勢力察覺。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也希望從國際社會爭取一定支援，其中就包括了民間國際遊資。

若能利用「信孚」龐大的外資客戶網絡，通過發行華人救國債券、海外僑匯等手段，潛移默化將款項輸送到前線，更能擴大支持面。

在現代觀念里，證券交易離不開政府監管與市場公開透明。

但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金融市場更像是一個「多元規則並存」的龐大灰色地帶：

當時的主要股份、債券發行多依賴外資銀行主承銷，結算也需在這些外國背景的商行或事務所間周轉。

本土財閥、租界勢力或青幫、紅幫等，往往在證券市場背後牟取暴利，或干擾價格、勒索保護費。

法幣貶值、恐慌性資金外流等隨時發生，需要有具備快速反應與國際背書能力的中介機構來維持信用。

「信孚證券事務所」恰恰就是這樣一個具備國際信用（外資背景）又擁有當地關係網（多年在華運作）的存在。

在它的帳本里，藏著無數人的生死——因為資金往往決定人能否出逃、組織能否運轉、軍隊能否補給。簡單概括：

掌控「信孚」=掌控部分金融命脈。誰拿到控制權，就有能力篩選或阻斷某些帳戶；

緊要關頭還能截留、挪用，甚至人為製造金融動盪。

隱藏資金的絕佳管道。透過證券買賣，很多「無名資金」能安全轉移，一旦失去此通道，地下黨革命經費將雪上加霜；而日方軍費或海外融資也失去了不可多得的渠道。

影響金融輿論。當時的報紙與輿論時常刊登哪些股票、債券賣得好、某公司財力雄厚。這些輿論一旦被「信孚」內部操縱，更能起到「導向民間情緒」的效果，令不同派系受益或受損。

因此，信孚證券事務所在1937年的上海，成為日方和地下黨共同角力的重要焦點。

就這樣，這家隱於寫字樓林立處、看似尋常低調的機構，在上海亂世風雲里便成為無法迴避的「城下之盟」：

所有人都想抓住它，為戰爭、革命、利益或理想而鏖戰。

魏若來帶著蘇漫漫從一開始就潛伏到了交易所里，也正是出於這一深遠考量——

一旦拿下「信孚」，便能為前線與黨組織開闢更多生存與壯大的空間。

而日軍駐華大本營（以早川、松島為首）內部爭鬥激烈，各方圍繞「信孚證券事務所」的展開了明爭暗鬥，誰控制戰爭的錢袋子，自然誰就有真正的話語權。

正是因為日方的內部纏鬥如火如荼，任何一方都無法摁死對方，形成僵持局面；

而且女主與松島輝一郎又是兄妹關係，才讓男主有了可乘之機，獲得松島授權，再次進入了交易所。

第53章 彩蛋：兵臨城下與金融角力——淞滬會戰的全球視角

1937年，上海在一片複雜而詭譎的氛圍中迎來硝煙四起的局面。

表面上，租界依舊人聲鼎沸、商賈雲集，各類勢力試圖在資本市場分一杯羹；

背後已經暗流奔涌，戰火隨時可能席捲全城。淞滬會戰就是這座城市命運走向的關鍵轉折：

它不僅改變了中日兩國的戰略布局，也在全球範圍內引發深遠影響，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面爆發埋下伏筆。

一、東北亞火藥桶：從局部衝突到全球戰線

在1937年之前，日本已經通過「九一八事變」吞併東北，建立偽滿洲國；隨後又在華北步步蠶食，引發了國際社會的擔憂。

可是，世界各國正忙於應付歐洲局勢或經濟大蕭條餘波，對遠東問題缺乏統一應對。

當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成為中日衝突的正面戰場時，淞滬會戰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地方性的爭端」，而是將東北亞局勢與整個世界格局聯繫起來：

上海作為國際通商口岸、列強租界聚集地，駐有大量歐美國家僑民和經濟利益。

戰爭在此地爆發，必然牽動歐美輿論，也讓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獲得更大同情與關注；

從淞滬會戰開始，中國的抗日戰爭逐漸升級，日方投入大量兵力、武器，直逼沿海要地，乃至後續更廣泛的華中地區。

東北亞此時已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序幕里最早的連續性戰場之一。

因此，淞滬會戰不僅關乎上海的存亡，也被視為世界大變局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