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喜歡「作用」這個詞，我能看出來，我理解。你擔心我也這樣看待你，我確實是的，以後你也必須這樣看待你手上的外勤。情報官永遠夾在人情和戰略之間，他們愛自己的線人，必須這樣做，牧人必須愛自己的羊群，否則怎麼能指望它們受你差遣？安德烈愛他的所有小羊，雖然程度有所不同，他同時也在評估它們的功能和用途。今天的年輕一代用各種從商學院借來的複雜詞彙描述這種行為，什麼風險評估，成本控制。在五十年代，這就叫情報官的日常工作。

霍恩斯比的決定不能說不合理。所有從柏林招募的線人，剛開始都必須假設他們是克格勃送來的臥底。「檢疫」的壓力當然落在當地情報官肩上，與其說是靠經驗，還不如說單純靠運氣。安德烈認為自己是幸運的那一批。而且，要阻止安德烈，只靠上級的一個電話是遠遠不夠的。

他從一個公共電話亭給君特打了電話，直接打到家裡，那位決心斬斷關係的斯塔西暴跳如雷，但還是把安德烈想要的東西給了他，藏在廢棄公寓樓的信箱裡，附帶一張不客氣的紙條，警告安德烈，要是再試圖聯絡，他就直接把軍情六處整個柏林情報網舉報給「赫爾曼先生」。一周之後安德烈按計劃去見「麻雀」，帶著從君特那裡取來的複印件，比預定時間早了15分鐘到達旅店。老太太仍然什麼都沒說，塞給他226號房間的鑰匙。他獨自一人坐在房間中央的椅子上，在九點零七分看了第一次手錶。到九點半，他開始懷疑萊納不會來了。差十五分鐘到十點，漢斯的弟弟推開了226號房間的門。

「對不起。」

「沒有什麼好道歉的。」安德烈握了握他的手，對方的手指冰涼而僵硬，「恐怕我有關於你哥哥的壞消息。」

安德烈把複印件遞過去。萊納盯著那幾張折起來的紙，半張開嘴，閉上，沒有說話，樣子就像那些早已猜出情況嚴重，但還是希望醫生能給出不同答案的晚期病人。他的手指發著抖，把文件拿了過去，打開看了一眼，馬上折起來，塞回安德烈手裡，後退了幾步，靠著牆喘氣。

「你確定這是他嗎？」

「我確定，我很遺憾。」

「是誰做的？」

「斯塔西，你可以看看印章，就在這。」

「為什麼？漢斯只是個普通人，什麼都沒有做。」似乎突然醒悟到別的什麼，男孩帶著一種全新的疑慮打量安德烈，握緊了拳頭，像是感到有必要自衛一樣，「你為什麼能拿到斯塔西的文件？」

「過來坐下。」安德烈站起來，把萊納帶到椅子上，單膝跪在他面前，抬頭看著男孩的臉，「對不起，我一開始沒有對你說實話。我不是聯邦郵政的雇員，我在奧林匹克體育館工作，你知道裡面是什麼人，對嗎？」

男孩吸了一口氣，聲音微弱，「英國人。」

「是的，英國人。漢斯也在為我們工作，大概有一年了。」

萊納握緊拳頭，一動不動地盯著地板。安德烈沒有繼續說話，數著對方的呼吸聲，給他消化的時間。萊納看起來快要吐了，但也可能是燈光造成的錯覺，在那盞光禿禿的燈泡下，誰的臉色看起來都是病懨懨的。

「他做的是什麼？」

「抱歉？」

「我哥哥，」萊納抓住安德烈的手，「他在為你們做什麼？」

「也許你不知道比較好。」

「他殺人嗎？」

「天啊，當然不，漢斯只是幫我們找一些文件。」

「他是個間諜。」

「如果你一定要用這個詞的話。」

「幫你們找怎樣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