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摘下袖扣，捋起袖子，讓萊納看左手臂內側的另一道傷痕，更準確的說法是「一片」，不是「一道」，凹凸不平的燒灼痕跡。「我還是非常幸運的，只有一點小傷。」他撫平衣袖，低下頭，重新固定袖扣，「那時候要丟掉整條手臂或者一隻腳，實在太容易了。」

「在英國嗎？」

「不，在德占區，在戰壕里。」安德烈沒說清楚是哪裡的德占區，猶豫了一下，似乎想講更多，隨即打消了念頭，繼續擺弄袖扣。

「痛嗎？」

「當然，怎麼可能不？」安德烈沖萊納眨眨眼，戴上帽子，「但我不告訴別人。」

他們下樓付了帳，沒有吃早餐就走了。還沒到八點，冰冷的乳白色霧氣在荒蕪的草地上飄蕩，時不時有一段籬笆或者半截煙囪從霧中出現，很快就隱沒了。安德烈低聲哼唱一首萊納不認識的歌，手指輕輕在方向盤上打節拍。萊納縮在副駕駛座上，雙手插在衣袋裡，希望它們能儘快暖起來。一頭牛突然從霧氣中出現，安德烈猛地踩下剎車，萊納及時抓住車門把手，免得在儀錶板上磕穿腦袋。情報官按了按喇叭，那動物懶洋洋地咀嚼著，不為所動，連看都沒有看汽車一眼。兩人只好下去了，又推又拉，牛像石雕一樣重，也和石雕一樣頑固，起碼花了四十分鐘，才把它哄騙到路邊去。霧氣已經散去了，但太陽並沒有出來，天空灰濛濛的。兩人回到車裡，對視了一眼，不由得大笑起來，儘管萊納說不清楚這有什麼好笑的。

安德烈沒有把他送到利滕貝格，大概在三個地鐵站外就靠邊停車，讓萊納下去。「安全原因」，很顯然，在柏林，一切都有危險，需要引用各種「安全原因」。萊納打開車門，安德烈叫了一聲他的名字，於是他轉過頭去，看著情報官。

「別怕。我總是在看著你的，即使你見不到我也一樣。」

萊納點點頭，關上車門。獨自穿過空蕩蕩的街道，向地鐵站走去。商店都沒開，他是唯一的行人。等看不見男孩的背影了，安德烈才發動汽車，緩慢退出橫街，轉了個彎，返回西柏林。

他這時候相信這場戲能矇混過關嗎，也許不。相信萊納能全身而退嗎？估計也不。霍恩斯比逼他寫了一份緊急預案，以便情況危急時將麻雀從暴風眼裡揪出來。他們給每個「資產」都做這種預案，與其說未雨綢繆，不如說是為了安撫良心的官樣文章。你聽聽這個名詞，「資產」！資產意味著你們可以被交易和售賣，必要時一腳踢開。但預案還是有的，外交大臣和首相要求看到這樣的東西，這讓他們晚上睡得好些，深信他們所運營的疲憊島國比其他地方更有良知。安德烈不相信良知，這是坐辦公室的人發明出來的又一個文字遊戲而已。

路過布蘭登堡門的時候安德烈多看了一眼，戰爭留下的痕跡仍然明顯，火車站前面的空地泥濘而荒涼。他後來很少談起柏林——有些新人甚至不知道他去過柏林，但我想他心裡很喜歡這個城市，這裡的人說著他母親的語言，聽起來像親眷，像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許他也羨慕萊納，萊納無論如何是屬於東柏林的，而東柏林也屬於他，而安德烈卻永遠被迫在日耳曼生母和盎格魯-撒克遜養母之間做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