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赫爾曼先生」和安德烈十分相似。他出生在德國，但精神上屬於俄羅斯。他比安德烈幸運的地方在於，有那麼三十多年的時間，他的故鄉和他的精神故鄉部分重合，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這種運氣。他的朋友都叫他「米卡」，在克格勃的圈子裡，他也一直用這個表示親昵的俄語名字。你知道他的父母都是激進的左翼人士嗎？一個是排版工人，一個是報紙編輯，納粹黨剛上台不久，他們就帶著兒子逃往莫斯科。他跟《明鏡》談過這件事，1994年，還是1995年，差不多就是那幾年，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接受媒體採訪。大標題，《你好，米卡》。那張軍情六處費盡心思也拍不到的臉，大方地印在內頁，彩色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親眼見過「赫爾曼先生」的西方情報人員，應該就只有萊納，如果他能算得上情報人員的話。第二次和科里亞見面的時候，他一字不差地複述了安德烈精心編織的虛假信息：桌子上的無線電技術手冊，衣櫃裡神秘出現的信號兵制服，還有忽然上門拜訪安德烈的陌生人，穿著便服，但口音聽著像美國。

與此同時，駐柏林美軍大張旗鼓地越洋運來雷達設備，在漢堡港卸貨，裝上火車送到柏林。安插在碼頭工人和鐵路搬運工之間的耳目同時向克格勃報告，美國船運來了大量疑似無線電收發設備的裝置，還有電纜、線圈和螢屏，種種跡象都明確指向雷達站。1954年年初，斯塔西第二司——他們的反間處——往安德烈的文件夾里加入了一個新的子文件夾：萊納·沃格爾，24歲，中學學歷，蘇聯使館的德語翻譯。與安德烈關係親密，目前處於斯塔西和克格勃的控制之下。斯塔西給萊納的代號是「海倫」，八成是個故意的玩笑。

一個陰鬱的周六早晨，有人敲響了萊納的門。鄰居大都已經搬到西柏林去了，這層樓只剩下他和一個在商店當售貨員的女人。萊納瑟瑟發抖地從被子裡爬出來，套上毛衣，出去開門，以為是郵差，想把送不出的信暫存在他這裡。但門外不是郵差，是兩個板著臉的壯漢，沒穿制服，但從站姿看來就像士兵。他們給萊納五分鐘換「外出的衣服」，一前一後押送他下樓，塞進一輛運送果蔬的小貨車裡。

貨廂壁沒有開口，萊納靠在冷冰冰的鐵板上，什麼都看不見，無助地隨著車的顛簸而晃動。他原先以為又要去見科里亞，但車的行駛時間遠遠超過了去玻璃工藝品店的時間。大概二十分鐘之後，貨車的晃動變得更頻繁了，似乎開上了郊區小路。幾次轉彎之後，毫無預兆地停了下來，鐵栓哐當一響，貨廂門打開了，光線刺眼。一隻手把萊納拖了出去，推過狹小的花園，塞進客廳里，門關上了。

壁爐熊熊燃燒，從萊納站著的地方都能感覺到熱氣。一個人從搖椅上站起來，沖萊納微笑。這個人又瘦又高，令人聯想到發育不良的杉樹。臉色蒼白，好像長期挨餓，而且患有某種並不致命、卻不容忽視的寄生蟲病。他繞過沙發，過來和萊納握手，掌心意外地溫暖。

「原諒我的下屬，沃格爾先生，我叮囑過他們，這不是逮捕，是邀請。他們沒聽進去。」陌生人聲音緩慢輕柔，沒有明顯的地方口音，年紀和安德烈相仿，那件灰色菱格毛衣讓他看起來略微年輕一些，像個羞澀的文學院畢業生，「我的名字是赫爾曼，你見過我的朋友科里亞了。」

我知道你，你殺了我的哥哥。萊納點點頭：「你好。」

「坐下，沃格爾先生，您冷透了。我給您準備了茶。」

大塊松木在壁爐里噼啪作響，暖意像厚毛毯一樣卷著萊納。他陷進沙發里，看著那個吸血鬼似的斯塔西頭子把熱茶倒進瓷杯里，捧著茶壺的手如同一隻扁平的灰白色蜘蛛。房子裡很安靜，似乎沒有別的活物住在這裡，一道樓梯往上通向陰影。

「我一個人住在這裡。」赫爾曼說，顯然留意到了他的目光，萊納收回視線，覺得有些尷尬，「郊外的空氣對我的肺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