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就會把這件事報告給『上面』。」霍恩斯比最終說道，摘下玳瑁邊眼鏡，放進襯衫胸袋裡，「白廳會決定怎麼處置你。在此之前，你乖乖待在這裡。誰知道呢？也許上面會決定為你開一次閉門聽證會，在B類監獄裡預留一個位置。儘管我們偶爾允許你擰彎一些規矩，不代表你可以不受管束，安德烈，我以為你明白的。」

「『麻雀』在哪裡？」

「和你無關。你不是柏林的常駐情報官，他也不再是你的線人了。」

安德烈往前踏了一步，擋在上司和門之間。他沒有碰霍恩斯比，但整個姿態都表明，如果要打掉霍恩斯比的牙齒才能獲取信息，他一秒鐘都不會猶豫。「告訴我萊納·沃格爾在哪裡。」

「讓開，安德烈。」

「告訴我。」

「我把他送回東柏林了，這是最好的解決辦法。『麻雀』把你們的小計劃告訴我的人了，只要他周末結束之前回到東柏林，斯塔西什麼都不會察覺。」

「這和直接把他送進監獄沒有區別。我們不能把他當難民處理嗎？送他來波恩，BND[4]之前難道不是這麼做的嗎？我們可以稍後再討論規矩和懲罰，但無論如何先讓『麻雀』到波恩來，如果你把他送回東柏林，他可能再也出不來了，而且——」

「沒有『而且』。我不會讓我的特工幫助一個外國公民非法出境。你也沒有和我討價還價的立場。」

霍恩斯比繞開安德烈，打開地下室的門，安德烈試圖擠出去繼續爭辯，但站在走廊里的安保人員把他推了回去，砰地關上門，上鎖。情報官咒罵了一句，用力踹了兩下門，轉過身，搜索堆放在地下室里的物品，尋找能撬鎖的東西。儲物架上放著十二罐一箱的啤酒，手電筒，備用電池、沙袋、整盒整盒未拆封的鉛筆，還有步槍子彈，不過沒有步槍。他呆站了一會兒，再次走到門邊，按了按紋絲不動的把手，蹲下來，琢磨鎖的類型。這個地下室在建造之初就肯定考慮到要兼作拘留室，因為鎖的這一側只有把手，沒有鎖孔，鉸鏈也封死在門框裡，防止被撬。安德烈背靠著儲物架，坐到地板上，仰頭看著天花板。就在他這麼做的時候，燈熄滅了，把他投入凝滯的黑暗之中。

——

駐波恩英國大使館的安保人員，顯然沒有看守囚徒的經驗，公平而論，這不是他們的過錯，那不是他們的本職工作。一般而言，大使館警衛的思考模式是，如何擋住外面的人，而不是如何阻止裡面的人出去。沒有人確切知道安德烈是什麼時候不見的，各種間接證據表明，應該是7月7日到7月8日夜間。安德烈用了五天時間摸清楚守衛的換班模式，日班保安至少有兩處嚴重疏忽，第一是送餐的時候直接把門打開；第二是毫無戒心，在安德烈假裝友善地閒聊的時候沒有管住嘴巴。日班警衛于爾根·施瓦茨談到了自己的女兒，泄漏了一條小小的、似乎無害的信息：每周五下午他都要提早十分鐘下班，開車到學校去。而晚班警衛並不會因此提早來上班。

於是，7月7日傍晚，警衛施瓦茨到地下室去送餐，之後就沒人見過他，不過大家都理所當然地認為，施瓦茨像以往那樣提早下班，接女兒去了。安保處處長有些疑惑，因為施瓦茨的帽子還掛在休息室牆上，但這是星期五，所有人腦子裡都想著周末。根據記錄，最後一個離開大使館的是二等秘書路易·桑德蘭，彼時是傍晚六點二十二分。晚上七點左右，晚班警衛來了，巡視了辦公室，然後檢查了洗手間和地下室。據晚班警衛回憶，地下室門是鎖著的，沒有異常。當天稍晚的時候，地下室傳來砰砰的敲門聲，晚班警衛認為囚犯在發泄情緒，於是沒有理會。